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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和红钻对滨: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法理學分析

時間:2019-09-26 10:11作者:冉克平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法理學分析的文章,夫妻財產制度遂成婚姻家庭法規范的核心內容, 屬于“特殊身份關系者之間的特殊財產法”。男女雙方雖因締結婚姻而形成生活共同體或夫妻團體, 但是, 夫或妻作為個體仍然獨立存在。

日本浦和红钻主场 www.tczvwo.com.cn   摘    要: 依據法定夫妻財產制的特定價值理念, 夫妻彼此創造的財產將在夫妻團體與個人之間進行分配。由于市場經濟、個人主義與工具理性的擴張, 夫妻團體已演變為“不完全共同體”?!痘橐齜ā飯娑ǖ?ldquo;婚后所得共同制”是建立在“勞動所得”基礎上的, 其已難以應對近年來婚前個人財產的“資本所得” (典型如孳息與自然增值) 所引起的現實困境?;橐齜ㄏ盜興痙ń饈鴕嚴韻殖齦鋈酥饕邇閬? 但仍缺乏系統的理論闡釋, 抽象性明顯不足, 而且尚未考慮對弱勢方利益 (尤其是婦女利益) 的維護。故而, 應透過“不完全共同體”的理想類型, 并立足于該屬性, 調適因個人主義興起及稟賦資源多元化引起的與夫妻團體主義的價值沖突, 以達到維系夫妻團體關系與回應人格獨立需求的多元社會目標。

  關鍵詞: 夫妻團體財產; 個人財產; 形式理性; 實質理性; 剩余財產共同制; 不完全共同體;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value of the legal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the property created by husband and wife will be distributed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group and individuals.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market economy, individualism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usband-wife group has evolved into “incomplete community”. The“joint system of income after marriage”stipulated in the Marriage Law is based on “income from labor”, which has been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caused by “capital income” (typically such as fruits and natural appreciation) of personal property before marriage in recent years. The serie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riage law have shown the tendency of individualism, but lack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abstractness. Moreov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vulnerable parties, especially women, has not yet been considered. The ideal type of “incomplete community” should be adopted, which not only bases on the attribute of community of husband and wife, but also adjusts the value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rise of individualism and diversified endowment resources, so as to achieve the diversified social goals of maintaining the group relationship of husband and wife and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personality independence.

  Keyword: Marital Group Property; Personal Property; Formal Rationality; Substantive Reason; Joint Ownership of Surplus Property; Incomplete Community;

  一、問題的提出

  近世以來, 隨著社會的劇烈變遷, 婚姻得以祛魅而逐漸世俗化。夫妻財產制度遂成婚姻家庭法規范的核心內容, 屬于“特殊身份關系者之間的特殊財產法”。1男女雙方雖因締結婚姻而形成生活共同體或夫妻團體, 但是, 夫或妻作為個體仍然獨立存在。構造夫妻團體財產與個體財產并闡述其背后的價值理念, 乃是法定夫妻財產制的重要目的:前者是維系夫妻共同生活的基石, 后者則保障個體的人格獨立。

  我國2001年修訂的《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為法定夫妻財產制, 通過列舉的方式, 劃定了夫妻共同財產與個人財產的范圍。進入新世紀以來, 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猛發展, 人們的婚戀觀念隨之改變。家庭財富的急劇增長與財產來源的多樣化致使法定夫妻財產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為應對孳息、自然增值、知識產權收益、婚前購買而婚后共同還貸之房產的歸屬、父母為子女出資所購房屋的權屬等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 》[以下簡稱“婚姻法解釋 (二) ”]第11—14條、第22條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三) 》[以下簡稱“婚姻法解釋 (三) ”]第5—7條、第10條、第12—13條, 對此作出了比較復雜乃至矛盾的規定。
 

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法理學分析
 

  法定夫妻財產制本質上屬于有名契約, 發揮著為家庭提供財產分配機制的功能。長期以來, 我國學者基于功能主義視角, 認為“婚后所得共同制”有利于促進婚姻穩定、?;じ九ㄒ嬉約笆迪址蚱藜彝サ匚黃降?。2但對于夫妻之間分享各自創造財富的正當性, 相關理論卻因缺乏足夠精細的闡釋而有難以自圓其說之嫌。3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變遷, 個人權利和自由觀念日益增強, 傾向于夫妻團體價值的傳統家庭秩序觀念與彰顯個體價值的自治思潮之間的張力漸趨凸顯, 致使現行法上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界分規則面臨質疑。4

  在婚姻家庭法回歸民法典懷抱之際, 筆者擬從法理層面分析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法理構造, 系統闡釋界分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正當性理由。以此為基礎, 重新檢視近十多年來理論與實踐中的有關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界分的重大爭議性規則, 并作出適當改進, 以契合經濟社會的不斷變遷。在編纂《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大背景之下, 希冀為我國法定夫妻財產制的完善略盡綿薄之力。

  二、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界分的價值圖景

  (一) 個人主義的勃興及其對夫妻財產法的影響

  在傳統社會, 個人主要依附于各種具有身份等級的團體, 家庭作為極其重要的團體類型, 長期扮演著社會基本單元的角色。自近代以來, 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 西方社會的個體逐漸從各種依附型團體中被解放出來, 個人理性與權利意識迅速覺醒。5

  個人主義的價值理念對于私法的革新和塑造主要發端于財產法。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 各類民事主體的自由、財產與責任均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 所有權神圣、合同自由以及過錯責任依次被展開。6立法者經由對法律素材的高度理性化和體系化, 化約瑣碎和復雜的社會事實, 以實現社會的全面理性化。韋伯指出, 近代西方發展出來的具有高度形式理性的法律, 通過邏輯的合理性與體系性, 已達到了邏輯的純化、演繹的嚴格化以及訴訟技術愈加合理化的階段。7由于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并未參酌外在的實質價值 (如倫理、功利規范) , 因而極大地促進了法律的可預測性, 成為保障個人追求自我目的和發展的重要方式, 并間接促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8在眾多具有高度形式理性的法律中, 最為典型的是《德國民法典》的物權編與債權編, 其具有較高的法律藝術性。9這是因為, 財產法具有工具理性的屬性。在財產法領域, 每個人都被假設為理性的利己之人, 其所采取的市場行為力圖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效益。比如, 法人與合伙等都被看作實現個人目的的手段。

  然而, 個人主義在家庭法領域所展現的情況卻完全是另外一幅圖景。由于傳統的自給自足家庭兼具生產、消費以及社會保障功能, 因而其具有超個人的團體屬性。家庭財產主要處于家父的支配之下, 以保障和傳承父系家庭的利益, 個人財產受到極大的限制。但是, 20世紀以后, 以父權為主導的家庭結構日趨瓦解, 代之以平等伴侶型的家庭結構, 家長制家庭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特別是“二戰”結束以來,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進步, 受男女平等、女權運動等思潮的影響, 一方面, 少子化現象和核心家庭大量涌現;另一方面, 職業女性人數大幅度增加, 保障婦女的社會福利及平等就業成為社會共識。10相應的, 傳統婚姻中的“家庭主婦”模式逐漸解體, “職業婦女”模式演變為現代婚姻的重要類型。夫或妻的個人財產與夫妻團體財產的分離已成為現代婚姻的重要表現形式。

  然而, 由于夫妻關系自身的獨特性, 夫妻財產法呈現出多元化的復雜面向。夫妻團體本質上屬于倫理實體, 表現為全方位人格投入的初級聯合體, 這有別于基于工具理性的經濟團體。在經濟交往模式下, 人們只投入自己的一部分人格和精力, 只要足夠完成特定的互動即可, 這些互動僅僅是為了達到某個目的而采用的手段, 這與家庭內部的交往模式完全不同。滕尼斯早就敏銳地觀察到, 由于工具導向的個人主義廣受推崇, 所以, 傳統社會中那些強調共同體價值的社會紐帶正在逐漸被松散而短暫的社會關系取代。11正是由于市場力量已由經濟領域侵入到非經濟領域, 所以, 哈貝馬斯所稱的“工具理性對生活世界的殖民現象”得以形成。12個人主義在整體上正在轉變成人類的唯一性現代觀念, 而大多數當代法律都直接地體現了這種觀念。13婚姻關系日益被視為兩個具有獨立思想和感情的個人所形成的契約, 由此就導致夫妻財產法形成了兩個相互矛盾的價值維度:一方面, 以效率為導向的市場經濟和形式理性法的擴張形成了堅硬的外殼, 它主宰了我們的生活世界。由于夫妻財產法畢竟屬于財產法的范疇, 所以, 其必然具備財產法的一些特征。因此, 夫妻財產法深受個人主義和形式理性法的影響。由利己的個人所構建的婚姻關系已經不可能完全臣服于團體主義, 而夫妻團體的契約化構造正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價值擢升的體現。在這種背景下, 夫妻財產法必然具有將個人財產與夫妻團體財產分離的傾向。另一方面, 現代家庭仍是塑造個體人格和價值觀的力量。家庭應促使家庭成員之間形成溫暖和親密的關系, 并為家庭成員提供滿足與安全的環境。相比于經濟團體, 家庭內部仍然存在著廣泛的利他主義。14為維系家庭共同體與夫妻共同生活, 夫妻財產法必然會具有保障夫妻團體財產的價值傾向。

  (二) 法定夫妻財產制與夫妻團體財產、個人財產的界分

  現代家庭法均規定, 夫妻雙方可以自由約定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范圍, 對于沒有作出約定的, 適用法定夫妻財產制。法定夫妻財產制主要分為共同財產制與分別財產制。前者貫徹的是夫妻團體主義, 將夫妻財產作一體化處理;而后者體現的是個人主義, 將夫妻財產作個體化處置。由于共同財產制明顯相悖于近代以來的個人主義價值, 而分別財產制又不利于?;と跏婆澠?(尤其是婦女) 的利益, 因此, 在現代家庭法上, 共同財產制與分別財產制的復合形態成為比較法上法定夫妻財產制的主流。15具體而言, 有兩種復合形態:

  一種以共同財產制為基本形態, 此以法國民法中的所得共同制為代表, 意大利、俄羅斯等國亦采此立法例。按照此種制度設計, 婚姻締結后, 夫妻雙方所得的財產均屬于夫妻共同財產, 但是, 個人的婚前財產與婚后的特有財產屬于各自所有。近來的大體趨勢是, 夫或妻的獨立財產的范圍得以擴大, 共同財產的范圍受到限制。16相比于法國民法, 意大利民法上的個人財產范圍更為廣泛。

  另一種以分別財產制為基本形態, 此以德國民法中的財產增益共同制為代表, 瑞士、奧地利、日本、我國臺灣地區均采此立法例。依此制度設計, 鑒于家事勞動的價值以及夫妻對家務、教養子女等夫妻共同生活所作出之貢獻, 一旦法定財產制因離婚或其他原因而被解除, 就要對夫妻各自的財產進行清算, 并由婚后剩余財產較少之一方向較多之一方請求差額的一半。17

  在現代社會中, 男女之間收入和機會不平等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于各個國家和地區。更何況, 夫妻雙方各自享有和獲取的社會和經濟資源根本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 無論是共同財產制, 還是分別財產制, 在界定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時, 通?;岢魷忠環較蛄硪環餃枚剎撇南窒?。申言之, 在夫妻團體內部, 除非夫妻雙方對各自的財產作出約定, 否則, 法律應依據特定的價值理念, 由配偶分享財產或將部分財產讓渡給配偶, 從而發揮夫妻財產制在夫妻團體與個人之間分配財產的功能。在不同的財產制之下, 法律所解決的問題并無根本差異, 均依賴于一定的價值選擇, 所不同的只是規范模式上的差異。具體而言, 在共同財產制之下, 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 由夫妻共同分享各自創造的財產, 這是物權或類似于物權的取得方式 (物權模式) , 18即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就已確立起夫妻財產的分配方式;而在分別財產制之下, 在婚姻關系解除之時, 夫妻一方應將其創造的財產讓渡給另一方, 這是債權請求權的方式 (債權模式) , 即在婚姻關系或該財產制終止時才分割夫妻財產。

  (三) 界分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價值基礎

  財富的創造源于生產要素的投入, 包括自然資源、勞動、資本和技術。這些生產要素被進行市場交換, 從而形成各種生產要素的報酬。19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 財產通常是夫或妻基于各自擁有的稟賦和市場有償行為而獲取的, 只在少數情形下, 才是基于無償行為 (繼承或贈與) 或夫妻雙方的共同行為而獲得的。在個人權利和形式理性日益彰顯的社會背景之下, 之所以將夫或妻各自獲得的財產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并由配偶分享, 原因在于, 夫妻財產法受制于實質理性 (如男女平等、養老育幼、?;と跽叩? 家庭法的立法價值選擇, 其不可能如同一般財產法那樣呈現出高度的形式理性。依據韋伯對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的類型區分, 前者是關于不同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判斷, 主要屬于手段和程序的可計算性, 是一種客觀的合理性;而后者則是關于不同價值之間的邏輯關系判斷, 其被歸結為目的和后果的價值, 是一種主觀的合理性。20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之間的緊張關系可以被理解為彼此沖突的價值之間的緊張對立:一方以可計算性、效益和個人性為價值, 另一方則注重倫理的、政治的、身份的、平均主義的、友愛的價值。21從比較法上看, 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之所以被法律認定為屬于夫妻團體財產, 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 夫妻之間的協力被視為配偶各方獲取財產的等值要素, 夫妻應該平等地分享各自創造的財產。此處的協力, 意指財產的收益凝聚了另一方配偶的貢獻。22因而, 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 對于夫妻各自的職業收入、精神作品或經營活動收益, 均因夫妻基于共同生活的彼此協力而被認定為夫妻團體財產。這是從實質理性出發參酌夫妻團體的倫理價值與情感價值的結果。據此而言, 家務勞動為夫妻協力義務與協助義務的履行形態, 而并非以金錢作為對價的勞動。因此, 對待家務勞動, 不能秉持市場法則。不能從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計算其應得的財產份額, 而應從公平正義的角度出發, 對家務勞動予以實質合理性的評價。23而對于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繼承或其他無償形式取得之財產, 由于在這類財產取得方式中并不存在夫妻協力, 因此, 這類財產不在夫妻團體財產的范圍之內。

  然而, 由于夫或妻在婚后獲得的任何財產均與夫妻共同生活具有抽象的聯系, 所以, “協力說”界限模糊的特征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夫妻團體財產的擴張, 而這與個人主義的價值理念逐漸進入婚姻家庭法的趨勢相悖。24采納共同財產制的《意大利民法典》所規定的剩余共同財產制即體現了個人主義與形式理性的增強。25

  第二, 夫妻雙方共同經營、創造的財產屬于夫妻團體財產。夫妻通過共同的生產和經營, 構成了所謂的合伙經營關系。夫或妻的資金、技術以及勞動構成了對“夫妻合伙企業”的出資。這是高度形式理性思維的結果。有意大利學者認為, 夫妻企業是事實上的合伙。26而依據德國判例, 只有當提供勞務的配偶參與了另一方配偶所屬企業的建立或運行, 且其協作工作對該企業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例如擔任總經理) 時, 作為參與方的配偶才對企業財產享有分配利潤的權利, 才享有合伙法上的補償請求權。27盡管如此, 在離婚時, 對于企業的增益, 另一方配偶仍然享有均衡請求權。這一規范模式正是實質理性的體現。

  第三, 以另一方配偶的勞動力為必要, 夫或妻的婚前個人財產增值屬于夫妻團體財產。在美國, 采納共同財產制的州法律認為, 基于個人財產所取得的租金和利潤屬于個人財產的范圍。比如, 在加利福尼亞州, 根據帕蕾拉原則, 基于個人財產所取得的合理回報屬于個人財產的范圍, 而超出合理范圍的增值則屬于夫妻共同財產。28又如, 依據凡營規則或華盛頓州的法律, 基于個人財產所取得的租金和利潤屬于個人財產的范圍, 夫妻團體所分享的利潤份額不能超過另一方配偶所付出的勞動價值。29通常, 帕蕾拉原則主要被適用于因個人財產本身所引起的財產增值, 而凡營規則經常被適用于因勞動付出而引起的財產增值。30

  (四) 小結

  由于個人主義的興起, 夫妻各自所擁有的稟賦資源逐漸多元化, 因此, 在界分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范圍時, 不僅需要考慮夫妻團體作為倫理實體的實質合理性因素, 而且需要考慮市場因素和形式合理性的影響。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界分, 取決于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這兩個看似對立的價值導向在夫妻財產分配上的結合。總的看來, 無論是夫妻共同財產制, 還是夫妻分別財產制, 兩者在結果上愈來愈接近, 這表明, 現代法定夫妻財產制兼具夫妻團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價值傾向。

  三、我國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演變與價值構造

  (一) 我國法定夫妻財產制的制度演變

  20世紀上半葉, 民主革命運動風起云涌, 致使近代以前的“家產制”逐漸式微。傳統的大家庭結構在時代浪潮的沖擊下基本“土崩瓦解”。1950年的《婚姻法》以革命者的姿態宣告了婦女的解放, 依其規定, 夫妻雙方對于家庭財產享有平等的所有權與處理權, 而且, 在離婚時, 女方的婚前財產歸屬于女方。通過該法, 婦女獨立的人格和個體地位得以彰顯。但是, 基于集體主義的觀念, 該法卻確立了近乎絕對的“一般共同制”。

  改革開放之初, 1980年的《婚姻法》首次確立“婚后所得共同制”為法定的夫妻財產制, 夫妻另有約定的除外。針對離婚案件中的財產分割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 (法發[1993]32號) 。該解釋具有以下鮮明特征:其一, 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非常廣泛, 屬于夫或妻個人的財產卻很少;其二, 夫或妻的個人財產經過一定的時間后即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進入新世紀以后, 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雖沿襲了“婚后所得共同制”, 但在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界分上, 夫妻團體財產的范圍大為縮小。2003年, “婚姻法解釋 (二) ”對相關問題進行了補充性規定。主要表現為:第一, 關于夫妻共同財產的規定被明確化。夫妻共同財產包括: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工資、獎金以及生產經營收益, 一方個人財產投資所取得的收益, 實際取得或者已經明確可以取得的知識產權收益, 住房補貼、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破產安置補償費等。第二, 廢除了婚前財產因婚姻關系存續而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的規定。31有觀點認為, 該規則既不符合物權法的基本理論, 也不能體現尊重和?;じ鋈瞬撇木? 更與交易安全的要求背道而馳。32第三, 通過繼承或贈與所得的財產屬于夫妻共同財產, 除非遺囑或贈與合同中確定財產歸一方所有。對于父母為子女出資所購房屋, 婚前出資的所購房屋被視為父母對子女個人的贈與, 婚后出資的所購房屋被視為父母對子女夫妻雙方的贈與。第四, 具有人身屬性的財產屬于個人財產, 例如, 一方因身體受到傷害而獲得的醫療費、殘疾人生活補助費、軍人的傷亡保險金、傷殘補助金、醫藥生活補助費等。

  2011年, “婚姻法解釋 (三) ”針對日益重要的房產歸屬問題作出新的規定。具體而言:第一, 在對個人財產的收益進行定性時, 區分主動增值與被動增值 (即自然增值) 。夫妻個人財產的婚后孳息和自然增值應被認定為個人財產。這進一步限縮了夫妻團體財產的范圍。第二, 對于婚后由一方父母贈與子女的不動產的歸屬問題, 依據產權登記予以判定。若產權被登記在出資人子女的名下, 那么, 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 屬于登記方的個人財產。第三, 夫妻一方婚前以個人財產支付首付款, 婚后用夫妻共同財產還貸, 不動產登記在首付款支付方的名下,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 在離婚時, 對于雙方婚后共同還貸所支付的款項及其相應財產的增值部分, 由產權登記一方對另一方進行補償。該條規定采取了共同投資的理念。依據這種理念, 當房產增值時, 投資人自然應當獲得回報, 而如果房產貶值, 投資人則應承擔相應的風險。第四, 婚內分割共同財產具有明確事由。若一方不正當地損害夫妻共同財產或拒不同意對需要扶養的近親屬支付治療費用, 則另一方可以請求分割共同財產。有學者認為, “婚姻法解釋 (三) ”體現了尊重個人財產的原則和精神。33但亦有學者尖銳地指出, “婚姻法解釋 (三) ”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 在家庭中建立起資本主義式的個人財產制。34

  (二) 法定夫妻財產制的價值變遷之爭

  上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變化, 體現了深層次的價值理念之爭。長期以來, 《婚姻法》所確立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實質是“婚后勞動所得共同制”, 即將夫妻各自通過勞動力、技術這兩個生產要素所獲得的相應市場報酬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 該制度建立在夫妻協力的假設之上。35從夫妻內部的關系來考察, 家庭的勞動分工促使了丈夫和妻子互補活動的專業化, 通過“比較優勢原理”, 36可以使家庭的實際收入最大化。夫妻之間的勞動分工的作用, 不僅在于以分化方式提高生產率, 而且在于, 通過夫妻之間的緊密結合, 可以形成婚姻的團結。37可見, 若從實質理性的角度去參酌協力的價值, 那么, 在勞動所得的分配問題上, 鑒于夫妻之間的分工與合作, 這種夫妻雙方共享財產的制度當然具有正當性。

  但是, 進入新世紀以來, 我國的社會和經濟高速發展, 家庭呈現出新的結構和現象。其一, 核心家庭已經成為主要的家庭模式, 婦女的受教育程度與收入水平持續增長。38自上世紀末以來, 由于政府實施了大學生擴招政策, 所以, 越來越多的高學歷女性進入勞動市場, 不但職業婦女的人數大為增加, 而且婦女掙錢的能力也大大增強。其二, 金融和資本市場日趨開放, 股票、債券、期貨等金融投資理財方式已成為民眾財富的重要來源。房地產價值明顯溢漲, 促使個人或家庭財富急劇增長。其三, 因房價持續高漲, 父母通?;嵐鎦嶧榍昂蟮哪昵嶙優悍? 以實現巨額財富的代際傳承, 家庭財富傳承與夫妻財產分配這兩個問題相互交織。其四, 結婚率與離婚率此消彼長。自2010年至今, 離婚率連續八年攀升, 最近的離婚率為3.2‰, 相反, 結婚率則持續走低。39 隨著婦女的勞動參與度越來越高, 婦女對婚姻的期望值也就漸趨下降。而且, 夫妻獲取財產的生產要素已經日益多元化。在資本所得占家庭財富比例越來越高的背景之下, 我們應基于何種理由安排和分配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這涉及法定夫妻財產制的價值選擇。對此, 理論上主要有如下兩種思路:

  其一, 將夫妻視為“命運共同體”, 此即“夫妻命運共同體說”。有學者認為, 夫妻在婚姻存續期間應當休戚相關、禍福與共, 這是我國的傳統與現實, 此與個人主義思潮的價值主張顯著不同。40具體到財產制, 夫妻雙方在婚后應分享彼此所獲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所產生的收益, 而且, 婚后財產應被全部推定為夫妻共同財產, 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41這種“夫妻命運共同體說”的理念有利于促進婚姻穩定, 因為夫妻共同財產范圍的增加可以提高離婚的經濟成本, 從而抑制那些輕率的離婚。42在法律與道德上, 婚姻家庭關系均是一個不分彼此且具有利他主義精神的倫理共同體, 以便發揮家庭養老育幼的功能。43有學者甚至認為, 基于婚姻家庭的“共同體價值”, 婚姻法與財產法具有本質差異, 故而, 應以身份為中心, 構建獨立于民法的家庭法典。44可見, “夫妻命運共同體說”以夫妻團體價值為本位。

  其二, 將夫妻視為“合伙契約”, 此即“夫妻合伙契約說”。這是一種婚姻合伙理論, 它將婚姻類比為合伙, 具言之, 夫妻雙方應以各自的資源為婚姻作出貢獻, 分工協作并共享婚姻所取得的收益。45夫或妻若無來自原有財產的“出資”, 亦可以其家事勞動作為勞務出資。雖然夫妻各自的貢獻方式不同, 但配偶各方為婚姻共同的利益均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46盡管婚姻被視為是一種合伙, 但是, 這種合伙與商業組織相比, 仍然存在著一些重大的差別, 例如, 婚后收入的分割就不能像商業合伙那樣依據各方配偶之貢獻的相對價值而定。47故此, 我國有學者認為, 應基于婚姻合伙理論, 將夫妻關系視為一個分工合作、互惠共享的共同體。在夫妻共同財產制的框架內, 夫妻共享收益并共擔風險。48可見, “夫妻合伙契約說”是以夫或妻的個人價值為本位的。

  “夫妻命運共同體說”與“夫妻合伙契約說”雖都有合理之處, 但是, 兩者均不足以成為界分與構造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價值基礎。主要原因有四。其一, “夫妻命運共同體說”雖然有利于實現丈夫和妻子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 該共享模型建立在三個假設之上:第一, 夫或妻所獲得的財產主要是基于勞動專業分工所得, 而非基于資本所得, 因為資本所得并不取決于夫妻之間的專業分工;第二, 離婚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極端罕見的;第三, 夫妻在離婚收益的分割方面易于達成一致, 并不存在較大障礙。然而, 上述假設均不現實。49其二, 以德國法為代表的夫妻財產制建立在分別財產制的基礎之上, 由于夫妻財產關系自始分立, 所以, 為維護夫妻倫理關系, 就必須強調夫妻一體化, 這可為夫妻財產增益共同制提供正當性。50與之不同的是, 我國的夫妻財產法以共同財產制為基礎, 長期以來, 它注重夫妻倫理關系的維護, 使夫妻財產關系高度“合一”。為了平衡夫妻團體利益和個人利益, 慣常的邏輯不是通過“夫妻命運共同體”進一步縮小個人財產的范圍, 而是適當松動對夫妻團體財產的范圍限制, 以適應逐漸上升的個人主義需求。其三, 有學者對家庭法領域的個人主義持懷疑態度, 甚至懷念正在消失的傳統家庭。51這是典型的理想主義情懷。對傳統家庭親密溫情關系的懷念, 不僅容易使人忽視傳統家庭對家庭成員個人隱私和個人選擇的嚴格限制, 而且容易使人忽略傳統家庭對家庭成員 (尤其是對女性) 在財產權與自由上的極大制約。52傳統社會中的“緣分婚姻”主要建立在由外在的天然性所構成的“般配”的基礎上, 而現代社會中的“愛情婚姻”是指由個體的自主性與彼此的吸引力所建立的夫妻關系。53“愛情婚姻”本身就意味著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增強。其四, 與“夫妻命運共同體說”相比, “夫妻合伙契約說”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它將夫妻團體視為經濟團體, 忽略了夫妻之間的倫理關系。由于難以判斷家務勞動出資的價值, 所以, “夫妻合伙契約說”對投入家庭事務較多的一方明顯不利。誠如有學者所言, 婚姻乃是夫妻之全人格投入的共同生活, 以感情之結合為前提, 而合伙乃是追求利潤的營利主體, 因此, 夫妻之財產關系與合伙之財產關系在本質上完全不同。54

  (三) 以“不完全共同體”構造法定夫妻財產制

  夫妻關系是主要建立在情感與傳統價值基礎上的共同體關系, 具有超越功利性的原始目的。55然而, 隨著肇始于近代的市場經濟、個人主義與形式理性法的不斷擴張, 家庭法領域早已不是一個純粹的無涉工具理性的獨立王國, 相反, 家庭法領域深受工具理性的影響。雖然我們已對家庭法的工具理性化有所反思, 但是, 工具理性不可能從家庭領域中被完全驅逐, 至多只是影響程度會被減弱。56在現代社會中, 夫妻團體已兼具共同體與結合體的混合屬性:夫妻關系不僅體現著利他主義的團體主義性質, 亦表現出利己主義的個人價值屬性。因此, 相比于傳統社會中夫妻關系被視為倫理共同體, 現代婚姻關系可以被稱為“不完全共同體”。一方面, 所謂“共同體”, 意在表明夫妻團體仍然保留著倫理關系的屬性, 具有不可計算性。夫妻財產法必須附著于家庭倫理關系, 而家庭倫理關系對夫妻財產法具有反作用。57因此, 夫妻共同體是夫妻之間得以分配或共享彼此創造之財富的正當性依據。另一方面, 所謂“不完全”, 即指個人主義和形式理性法已使夫妻共同體在現代社會中發生了改變, 尤其是使夫妻財產關系具有了可計算的結合體屬性。

  概言之, 在對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進行界分時, 應以夫妻團體的“不完全共同體”屬性為基礎, 既要考慮夫妻共同體的倫理屬性, 以保障配偶尤其是婦女對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家庭財產所得的分享, 又要逐漸適應社會發展過程中個人主義精神逐漸高漲的現實, 真正維護配偶尤其是婦女的經濟獨立。在規范層面, 法律應對夫妻各方的財產權利進行精細厘定與詳細分配, 以改變法定夫妻財產制的相關規范長期以來因過于偏重道德倫理價值而導致理性化不足的問題。

  四、透過“不完全共同體”檢視夫妻婚前個人財產及其婚后收益的認定

  對夫妻婚前個人財產以及其婚后收益的認定, 一直是理論與實踐中具有重大爭議的問題。通過夫妻團體的“不完全共同體”屬性, 結合現行《婚姻法》及相關司法解釋, 可以合理界分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

  (一) 對夫妻婚前個人財產的認定

  依據《婚姻法》第18條第1項, “一方的婚前財產”屬于夫妻個人財產。財產權包括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等。這些權利屬于支配權, 民事主體對支配權的取得通常必須經過公示, 而這就可能造成“財產”與“權利取得”之間的矛盾。

  以典型的物權為例。假設甲在婚前全款購買了房屋一套、汽車一輛, 但均未登記和交付, 在此期間, 甲與乙登記結婚, 其后, 甲完成了房屋登記和汽車交付。在上述案例中, 甲購買房屋和汽車的時間是在婚前, 但是, 房屋登記與汽車交付 (即權利的取得) 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若是以“權利取得”的時間作為界分婚前個人財產與夫妻共同財產的判斷標準, 那么, 甲全款購買的房屋和汽車就會因所有權產生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而難以被認定為婚前個人財產。

  對“一方婚前財產”進行認定的實質在于對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進行界分。有學者認為, 依據“夫妻命運共同體說”的價值理念, 婚姻存續期間的個人財產應按照一定比例被逐年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 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主要理由在于, 從法經濟學角度看, 在婚姻存續期間, 男性與女性的價值增長是不均衡的, 由此導致妻子與丈夫不具有完全對稱的性質。因此, “婚姻存續期間”本身就對夫妻產生了價值估值的不均衡。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 從古至今, 婚姻締結者在結婚之際大多會對未來的美好生活充滿期待, 而較少對共同財產與個人財產之間的劃分進行細致約定。因此, 不應該徹底取消轉化規則, 而應根據婚姻期限的長短對夫妻共同財產給予階段性遞進的強制性?;?。58所以, 有學者支持使轉化規則重返《婚姻法》, 他們認為, 在婚姻關系持續一定期間以后, 夫妻婚前個人財產就可以被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 這正是我國司法實踐所奉上的優秀“中國制造”, 可謂我國司法實踐的神來之筆。59若果真如此, 依據“夫妻命運共同體說”, 夫妻婚前個人財產與夫妻共同財產的界分就無太大必要, 或者說, 精確界定個人財產與夫妻共同財產的必要性會大為降低。

  但筆者認為, 應該在家庭內部對夫妻各自創造的財產進行分配, 因為, 只有如此, 才能使財富在社會與家庭之間實現循環流動。“夫妻命運共同體說”的價值理念固然美好, 但是, 美好的理想必須面對冷峻的社會現實。在現代社會中, 倫理人與經濟人的角色發生著互動, 社會倫理已趨于開放, 財產法與家庭法的交叉致使前者滲透至后者內部, 使現代民法中的家庭倫理色彩不斷降低。60夫或妻一方的婚前財產, 無論如何都與另一方配偶無關。在財產法所蘊含的形式理性逐漸滲透至家庭法領域的背景之下, 夫妻“不完全共同體”所體現出的價值理念對于認定夫妻婚前財產顯然更為妥當。由于夫妻財產分配并不涉及第三人, 無需考慮信賴?;び虢灰裝踩募壑? 而一般財產法所規范的是婚姻外部關系, 交易安全與信賴?;な撬鬧匾壑? 是社會共同交往中意思自治的邊界, 所以, 若以財產法上的“權利取得”規則認定“一方婚前財產”的范圍, 就可能導致不公平的結果。夫或妻一方在婚后取得不動產或動產的所有權證, 并不意味著該不動產或動產就屬于夫妻共同財產?;楹蟛撇ú⒎瞧究杖〉? 而是依據婚前的債權轉化而來。因此, 應當從資金來源和財產轉化的角度解釋“一方婚前財產”的范圍。

  《婚姻法》第18條第3項所規定的“知識產權的收益”意指知識產權中財產權的具體體現, 而非指將專利權、商標權作為出資所獲得的利益。對于夫妻一方在婚前取得的知識產權, 盡管權利的取得 (專利權、商標權) 發生在婚后, 但仍被視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因為, 該方在婚前已取得了該智力成果, 而權利只是該智力成果的外殼。反之, 若夫或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了知識產權, 但其在婚姻關系終止后才取得收益, 那么, 該知識產權仍應被視為該方與原配偶的共同財產。

  簡言之, “一方婚前財產”不能依據物權法、知識產權法上的“權利取得”規則而被認定, 而應從利益的角度考察該財產的資金來源、轉化過程以及智力成果形態等因素, 進行綜合判斷。

  (二) 對個人財產之婚后收益的分配

  在實證法上, 個人財產的婚后收益通常有四種類型:生產經營收益、孳息、增值以及投資收益。各類收益的歸屬規則為: (1) 生產經營收益、投資收益屬于夫妻共同財產。 (2) 孳息屬于個人財產。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孳息的產生依附于原物, 因為原物屬于個人財產, 所以其產生的孳息亦歸個人所有。這符合民法的傳統理論及我國物權法的規定。61 (3) 自然增值屬于夫妻個人財產。相應地, 依據反對解釋, 主動增值就屬于夫妻共同財產。

  但是, 上述規則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主要原因在于:其一, 孳息、增值與投資收益在概念上存在交叉重疊, 這導致認定標準混亂。一方面, 若將物或權利的利益之增加視為廣義的增值, 則孳息和投資收益都屬于增值;另一方面, 投資收益可能包含孳息和增值, 比如, 婚前投資房產所產生的升值既屬于投資收益, 也體現了增值。62其二, 由于我國采取共同財產制, 所以, 在邏輯上就應該推定夫妻雙方對家庭的貢獻相等, 也就是說, 無論雙方的具體分工與付出如何, 均應推定夫妻一方的婚后收入中有一半來自于配偶的貢獻, 以維護婚姻和家庭的穩定。63

  針對孳息、投資收益和增值之間在概念上的交叉重疊, 可以通過限定它們的涵義, 予以明晰。結合我國的現狀, 可以對三者作出如下具體界分: (1) 孳息, 包括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 兩者均限于非投資性和非經營性的出產物或利益。天然孳息具體如樹木的果實、牲畜的出產物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戶通過耕種土地所獲得的出產物不屬于天然孳息, 而屬于生產經營收益。法定孳息具體如銀行存款利息、股息、債券的利息等。不動產或動產的租金具有經營屬性, 因此也不屬于法定孳息, 而應被劃入投資收益的范疇。 (2) 投資收益是指將貨幣和實物等生產要素投放于企業所獲得的對價。對于企業而言, 投資收益體現為經營利潤, 對于個人而言, 投資收益表現為股票或基金的紅利以及轉讓股票或基金所獲得的收益。 (3) 增值包括主動增值與被動增值。主動增值是指時間、金錢、智力、勞務所產生的增值;被動增值是指因通貨膨脹或因市場價值的變化而產生的增值。64

  除天然孳息 (如非經營性果樹的果實) 之外, 個人財產的婚后收益主要屬于投資的資本所得。由于經濟和金融的持續繁榮, 很多個人或家庭的資本所得已超越勞動所得, 成為財富獲取的重要途徑。在此背景之下, 2001年《婚姻法》立足于“勞動所得”所確立的“婚后所得共有制”已經不能滿足現實需求。在市場條件之下, 市場賦予每一種類的生產要素一定的價值, 而擁有相應要素的人則因此獲取利益。財富的獲取雖與個人的努力有關, 但在很大程度上, 也深受市場機制的影響, 65并不當然地與夫妻之間的協力有關。這極大地動搖了建立在協力基礎上的“婚后所得共有制”的正當性。有鑒于此, “婚姻法解釋 (三) ”試圖引入物權法規則, 解決資本所得所引發的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界分難題。然而, 仍有不少學者站在“夫妻命運共同體說”的立場上認為, 應從限定夫妻共同財產的規則中刪除“除孳息、自然增值”的例外條款, 將規則直接修改為“將婚后財產全部推定為夫妻共同財產, 但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66

  為追求財產分配的公平價值, 現行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對個人財產婚后收益的規定會導致共同財產的范圍過分擴大, 不利于對個人財產權利的?;?。對于婚前個人財產的婚后資本收益, 應在夫妻“不完全共同體”的基礎上進行規范。具體而言, 即從個人主義的角度考察資本收益, 也就是說, 依據市場法則之中各類生產要素的實際產出來確認資本收益的歸屬。若是生產要素屬于夫或妻個人, 則相應的資本收益屬于夫或妻個人。從夫妻團體的角度來看, 由于夫妻不可能預想到未來的所有情況, 所以, 夫妻關系屬于“不完全契約”。而資本所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機制, 因此, 相關收益對夫妻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預期性。依據奧利弗·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 一旦契約不完全, 事后的控制權就應該被配置給投資方, 從而給予投資方更大的激勵, 以增加收益。67但是, 夫妻關系的“共同體”屬性亦決定著夫妻財產的分配問題。對于夫或妻在婚后的資本所得, 應從夫妻團體主義的角度去考量公平、倫理等因素。對此, 可以借鑒德國法中的增益財產制與意大利法中的剩余財產共同制, 將夫或妻的資本所得之剩余部分在夫妻之間分配。而對于個人財產的孳息、增值和投資收益, 則應依據形式理性法, 將其視為夫或妻的個人財產。但是, 在法定夫妻財產制終結或夫妻離婚之時, 尚未消費的財產 (如家庭存款) 、個人財產的增加額或財產收益的剩余依據實質理性法均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具體而言:

  第一, 一方以個人財產出資且配偶參與共同經營的企業屬于夫妻團體財產, 因為這相當于夫妻各自以資金與勞務共同出資所進行的經營。具體可以分為兩種情形:其一, 婚前設立的屬于夫或妻一方的但婚后雙方共同經營的企業屬于夫妻團體財產, 例如農村承包經營戶與個體工商戶。其二, 婚后以個人財產出資設立且夫妻雙方共同經營的企業屬于夫妻團體財產。夫妻雙方在企業工商登記中所載明的投資比例并不能等同于夫妻之間的財產約定。夫妻以共同財產出資且共同經營的企業自然也屬于夫妻團體財產。

  第二, 夫或妻婚前的個人財產因市場供求關系或通貨膨脹的因素而形成的自然增值屬于夫妻個人財產。夫或妻個人財產因交易而形成的新的財產形態仍然屬于夫妻團體財產。個人財產的法定孳息 (存款利息、股息) 屬于個人財產, 而個人財產的自然孳息, 除非另一方配偶具有實質性貢獻, 否則其屬于夫或妻的個人財產。故此, 在解釋上, 可對“婚姻法解釋 (三) ”第5條進行目的性限縮。

  第三, 對于個人財產投資的收益歸屬, 需要考慮投資的風險與另一方配偶的實際貢獻。所謂實際貢獻, 意指貢獻與收益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如果將那些與收益并無直接因果關系的間接貢獻納入夫妻團體財產的范圍, 就會偏離市場法則與形式理性。結合實際情況, 個人財產投資的收益歸屬可被分為四種類型:其一, 對于一方以個人財產投資所得的理財收益, 除非其以此理財為職業, 否則屬于個人財產。因為從實際情況看, 個人對股票和基金賬戶的操作只是工作之余的行為, 而借貸也無需實際經營。68其二, 對于夫或妻的不動產或動產所獲之租金收益, 除非另一方配偶有實質性貢獻, 否則屬于個人財產。69其三, 若一方以個人財產投資企業而且參與經營, 則該方的工資和獎金等勞動所得屬于夫妻團體財產, 但是股票收益等資本所得屬于該方的個人財產。其四, 當一方以個人財產的婚后收益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應當扣除其配偶依法獲得的與之相當的作為夫妻團體財產的部分。70

  第四, 當夫或妻婚前所取得的知識產權產生收益, 若該收益是因出版所獲或者是因出資或授權轉讓所獲, 則該收益屬于權利人的個人財產。也就是說, 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 一方所實際取得的或者已經明確可以取得的知識產權收益屬于夫妻團體財產。

  (三) 一方婚前購買且婚后夫妻共同還貸的房屋收益

  “婚姻法解釋 (三) ”第10條對一方婚前按揭購買且婚后夫妻雙方共同還貸的房屋的歸屬問題進行了特別規定。依據購置資金的來源, 房屋的權屬被分為三個部分:婚前個人財產 (婚前個人支付首付款及還貸的部分) 、婚后共同財產 (婚后雙方共同還貸的部分) 以及取得了房屋所有權的個人財產 (離婚時房貸尚未被還清的部分) 。71從前述司法解釋上看, 對于雙方共同還貸的不動產, 即使一方在婚前就已進行了登記, 也應承認另一方因婚后共同還貸而取得財產性權利。另外, 如果房屋登記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 但是購房首付款在婚前已被支付, 那么, 該情況仍然適用“婚姻法解釋 (三) ”第10條??杉? 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房屋的登記時間, 而在于房屋首付款的支付情況。

  從性質上看, 此類不動產仍然屬于個人婚前財產, 但是, 對于不動產自然增值的歸屬問題, “婚姻法解釋 (三) ”第10條顯然有別于該解釋的第5條。從制定目的來看, 這是為了體現《婚姻法》第39條第1款所規定的“照顧子女和女方權益”的原則。因此, 對按揭房屋在婚后的自然增值, 應考慮另一方在參與還貸時所作出的貢獻, 而不僅僅是向其返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共同還貸金額的一半。72然而, 假設丈夫在婚前支付了首付款20萬元, 貸款100萬元, 且還貸款項出自丈夫與妻子的共同財產 (丈夫工資80萬元, 妻子工資20萬元) , 那么, “該100萬元共同財產由夫妻平等享有”本身就體現了夫妻之間的協力。若再去考慮配偶一方因參與還貸而對自然增值所作出的貢獻, 就明顯屬于重復計算。

  從規范制定的角度來看, “婚姻法解釋 (三) ”第10條所作出的規定明顯是在徒增解釋上的困擾, 應予以廢除。主要原因在于:第一, 從該條款的制定背景看, 近十多年來, 由于房地產市場持續升溫, 房價不斷上漲, 因此, 房屋自然增值的性質已成為離婚財產分割中的焦點問題。但是, 珠寶、名畫或者古董等具有收藏價值的動產以及其他類型的不動產同樣面臨著因市場原因而引發自然增值的問題, 對于它們, 卻無適用類似該條款之規定的可能。第二, 該條款所設計出的計算方式頗為復雜。在按揭房屋自然增值的分配問題上, 理論界與實務界均存在爭議。73第三, 該條款導致法律關系極為復雜, 有違物權與債權之間的界分。從表面上看, 婚后還貸行為為房屋產權的完全取得作出了積極貢獻, 但實際上, 婚后還貸行為僅僅是協助購房一方償還銀行貸款的行為, 它與房屋的權屬問題處于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關系當中。該條款實際上變相維持了《婚姻法》第18條第1款所否定的“婚前財產不因婚姻關系的延續而轉化為共同財產”的規則。若是依據“婚姻法解釋 (三) ”第10條而行, 不動產登記簿中所記載的已婚人士的物權狀態與真實的物權狀態發生不一致的情況的比例就會劇增, 74由此就會形成法律適用上的難題。

  結 語

  20世紀以來, 以血緣和身份為基礎的“家長制”家庭逐漸趨于瓦解。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遷, 家庭與外部的財產聯系日益頻繁。夫或妻以“經濟人”的角色參與市場經營活動, 獲得各種資源和財富。而且, 婦女的獨立地位已大大增強。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 夫妻彼此分享各自創造的財產的正當性依據何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構造法定夫妻財產制的基礎。但是, 與財產法完全建立在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基礎上且具有高度的形式理性不同, 婚姻家庭法具有倫理性, 家庭是家庭成員情感表達和人格完整展現的處所, 因而不可能被完全工具理性化。75

  長期以來, 我國《婚姻法》重視平等觀念卻忽略制度保障, 它試圖以夫妻的倫理屬性解決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的界分問題。相應的結果是, 相比于財產法 (《合同法》、《物權法》) , 法定夫妻財產制缺乏應有的理性化。76最高人民法院為應對層出不窮的實務問題而制定了諸多規則, 但是, 這些規則不僅因缺乏系統的理論闡釋而顯得捉襟見肘, 而且呈現出就事論事的“決疑法”傾向。故而, 《民法典·婚姻家庭法編》草案仍然沿襲了“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基本框架和規范。77

  在新的家庭結構形態之下, 由于法定夫妻財產制深受個人主義和形式理性法的浸濡, 所以, 傳統的夫妻共同體必須適應社會發展過程中個人主義精神逐漸高漲的現實。在新的社會背景之下, 夫妻關系已演化為“不完全共同體”。在界分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時, 應把握“不完全共同體”這一屬性, 既要立足于夫妻關系的倫理性, 又要考慮到家庭法領域個人主義的勃興。相比于“夫妻命運共同體說”的價值傾向, 夫妻團體“不完全共同體”所體現出的價值理念更可以回應個人主義的興起及稟賦資源多元化與夫妻團體主義之間的價值沖突, 更能適應在新時代背景之下構建穩定、持續的家庭關系和生活方式的社會需求。

  注釋

  1 蘇永欽:《民事立法與公私法的接軌》,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第118頁。
  2 參見裴樺:《夫妻共同財產制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第52頁以下。
  3 通常, 支持“婚后所得共同制”的理論依據有兩點:一是家務勞動與社會勞動具有同等價值, 二是夫妻所創造的財富源自夫妻的協力貢獻。參見蔣月:《夫妻的權利與義務》,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第84頁。
  4 有學者認為, 這是將“市場邏輯引入到婚姻家庭法中”。參見強世功:《司法能動下的中國家庭》, 《文化縱橫》2011年第1期, 第27頁。
  5 參見[美]哈羅德·J·伯爾曼:《法律與革命》, 賀衛方等譯,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第28頁。
  6 參見薛軍:《人的?;?中國民法典編撰的價值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第118頁。
  7 參見[德]馬克斯·韋伯:《法律社會學·非正當性的支配》, 康樂、簡惠美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第320-321頁。
  8 參見陳聰富:《韋伯論形式理性之法律》, 載許章潤主編:《清華法學》 (第2輯) ,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第38頁。
  9 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 邵建東譯,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第21頁。
  10 參見[美]安東尼·吉登斯、菲利普·薩頓:《社會學》, 趙旭東等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第404頁。
  11 參見[美]安東尼·吉登斯、菲利普·薩頓:《社會學基本概念》, 王修曉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第91頁。
  12 參見石元康:《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典范轉移?》,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 第282頁。
  13 See Lawrence M.Friedman, The Republic of Choice:Law, Authority, and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 參見[美]加里·S·貝克爾:《家庭論》, 王獻生等譯, 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 第413頁。
  15 參見夏吟蘭、何俊萍:《現代大陸法系親屬法之發展變革》, 《法學論壇》2011年第2期, 第9頁。
  16 參見林秀雄:《夫妻財產制之研究》,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第124頁。
  17 參見林秀雄:《親屬法講義》,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 第143頁。
  18 參見賀劍:《論婚姻法回歸民法的基本思路——以法定夫妻財產制為中心》, 《中外法學》2014年第6期, 第1504-1505頁。
  19 參見[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 (第19版) , 蕭琛主譯, 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 第18頁。
  20 參見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 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第226頁。
  21 參見[德]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康樂、簡惠美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第150-151頁。
  22 所謂的貢獻, 既可能是所付出的勞動、投資、技能、創造和管理活動, 也可能是對配偶在生活上的照料。
  23 參見注 (16) , 第154頁。
  24 一方的財產所得與另一方的貢獻愈是關系直接, 另一方對該財產的分享愈是具有形式合理性;反之, 一方的財產所得與另一方的貢獻愈是關系間接, 另一方對該財產的分享愈是基于實質合理性的考慮。
  25 參見羅冠男:《意大利夫妻財產制度的歷史發展與現狀》, 《比較法研究》2015年第6期, 第86-87頁。
  26 See Gabriellla Autorino Stanzione, Il diritto di famiglia nella dottrina e nella giurisprudenza, III, I rapporti patrimoniali, L'impresa familiar, Torino, 2000, p.242.
  27 參見[德]迪特爾·施瓦布:《德國家庭法》, 王葆蒔譯, 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第73-74頁。
  28 See Pereira v.Pereira, 103 P.488 (Cal.1909) .
  29 See Wash.Rev.Code Ё 26-16-010 and 26-16-020 (1989) .
  30 參見胡苷用:《婚姻中個人財產增值歸屬之美國規則及其啟示》, 《政治與法律》2010年第6期, 第115頁。
  31 在現行法上,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仍然具有法律意義。比如, “《婚姻法》解釋二”第14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 涉及分割發放到軍人名下的復員費、自主擇業費等一次性費用的, 以夫妻婚姻關系存續年限乘以年平均值, 所得數額為夫妻共同財產。”
  32 參見余延滿:《親屬法原論》, 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第274頁。
  33 參見楊立新主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釋 (三) 理解與適用》, 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第4頁。
  34 參見趙曉力:《中國家庭資本主義化的號角》, 《文化縱橫》2011年第1期, 第34頁。
  35 參見申晨:《夫妻財產法價值本位位移及其實現方式》, 《法學家》2018年第2期, 第5頁。
  36 參見[美]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 (上) , 蔣兆康譯,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2年版, 第204頁。
  37 參見[法]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 渠敬東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 第28-29頁。
  38 參見王躍生:《當代中國家庭結構變動分析》, 《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第98頁。
  39 參見《2017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 //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7/201708021607.pdf, 2019年2月1日訪問。
  40 參見金眉:《婚姻家庭立法的同一性原理》, 《法學研究》2017年第4期, 第49頁。
  41 參見趙玉:《司法視域下夫妻財產制的價值轉向》, 《中國法學》2016年第1期, 第227頁。
  42 參見賀劍:《夫妻個人財產的婚后增值歸屬》, 《法學家》2015年第4期, 第107頁。
  43 參見夏吟蘭、薛寧蘭:《民法典之婚姻家庭編立法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第16頁。
  44 參見巫若枝:《三十年來中國婚姻法“回歸民法”的反思——兼論保持與發展婚姻法獨立部門法傳統》, 《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年第4期, 第81頁。
  45 See Sally Burnett Sharp, “The Partnership Ideal:The Development of Equitable Distribution in North Carolina”, Harvard Law Review, Vol.65, (1987) , p.195.
  46 See Alicia Brokars Kelly, “Rehabilitating Partnership Marriage As a Theory of Wealth Distribution at Divorce:In Recognition of Shared Life”, Wisconsin Women's Law Journal, Vol.19, (Fall, 2004) , p.155.
  47 參見注 (36) , 第205-206頁。
  48 參見胡苷用:《婚姻合伙視野下夫妻共同財產制度研究》, 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第12頁。
  49 參見[英]安東尼·W·丹尼斯、羅伯特·羅森:《結婚與離婚的法經濟學分析》, 王世賢譯, 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第196-197頁。
  50 Schriftlicher Bericht, zuBT-Drucks.Ⅱ/3409, S.11.
  51 參見趙曉力:《同居共財是中國的家庭現實》, 《社會觀察》2011年第3期, 第28頁;[日]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 張建國等譯,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第426頁以下。
  52 參見注 (14) , 第421頁。
  53 參見翟學偉:《愛情與姻緣:兩種親密關系的模式比較——關系向度上的理想型解釋》, 《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2期, 第147頁。
  54 參見注 (16) , 第162頁。
  55 參見注 (21) , 第77頁。
  56 參見易軍:《私人自治與私法品性》, 《法學研究》2012年第3期, 第82頁。
  57 參見[德]薩維尼:《當代羅馬法體系Ⅰ》, 朱虎譯, 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第294頁以下。
  58 參見注 (41) , 第216-217頁。
  59 參見賀劍:《論夫妻個人財產的轉化規則》, 《法學》2015年第2期, 第62頁。
  60 參見朱巖:《社會基礎變遷與民法雙重體系建構》, 《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第160頁。
  61 參見張先明:《總結審判實踐經驗凝聚社會各界智慧正確合法及時審理婚姻家庭糾紛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答記者問》, 《人民法院報》2011年8月15日, 第3版。
  62 參見江瀅:《論個人財產婚后收益之歸屬認定》, 《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4期, 第135頁。
  63 參見薛寧蘭、許莉:《我國夫妻財產制立法若干問題探討》, 《法學論壇》2011年第2期, 第23頁。
  64 參見夏吟蘭:《美國現代婚姻家庭制度》,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第244-245頁。
  65 參見[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上) , 鄧正來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 第318頁。
  66 參見注 (41) , 第212頁以下;賀劍:《“理論”在司法實踐中的影響——以關于夫妻個人財產婚后孳息歸屬的司法實踐為中心》, 《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年第3期, 第132頁以下;陳葦、黎乃忠:《現代婚姻家庭法的立法價值取向——以 〈婚姻法解釋 (三) 〉有關夫妻財產關系的規定為對象》,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1期, 第83頁以下。
  67 參見[美]奧利弗·哈特:《企業、哈特與財務結構》, 費方域譯, 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35頁。
  68 2018年, 江蘇省蘇州市虎丘區人民法院在一份判決中認為:“公司股權的增值也主要取決于市場因素, 如果另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對方實際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以及對公司上市進程起著積極推動, 并付出其在婚姻存續期間主要時間和精力, 那么主張將公司股份婚后增值部分及公司分紅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予以分割的, 法院不予支持。”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bCBbvXLkcqpo-oIplkYnHA, 2018年11月18日訪問。
  69 參見吳曉芳:《〈婚姻法司法解釋 (三) 〉適用中的疑難問題探析》, 《法律適用》2014年第1期, 第73頁。
  70 參見注 (62) , 第134頁。
  71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釋 (三) 〉理解與適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 第161頁。
  72 參見注 (61) 。
  73 參見賀劍:《離婚時按揭房屋的增值分配:以瑞士法為中心》, 《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10期, 第144-146頁。
  74 參見龍俊:《夫妻共同財產的潛在共有》, 《法學研究》2017年第4期, 第29頁。
  75 參見[德]托馬斯·萊賽爾:《法社會學基本問題》, 王亞飛譯, 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第129頁。
  76 韋伯將法律的理性歸結為三個方面:法律規則體系的邏輯一貫性、法律規則在法律實踐中的實際有效性以及法律規則的正當性。參見李猛主編:《韋伯:法律與價值》,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102頁。夫妻團體財產與個人財產之間的界分雖然屬于任意性規范, 但是, 該規范應該大體符合人們對于夫妻財產分配的期待, 否則, 該規范不僅達不到有效降低社會成本的效果, 而且可能對那些適用該規范的當事人產生立法損害。
  77 2019年6月公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法編》草案第839條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下列財產, 為夫妻的共同財產, 歸夫妻共同所有: (一) 工資、獎金和其他勞務報酬; (二) 生產、經營、投資的收益; (三) 知識產權的收益; (四) 繼承或者受贈所得的財產, 但本法第840條第3項規定的除外; (五) 其他應當歸共同所有的財產。夫妻對共同財產, 有平等的處理權。”第840條規定:“下列財產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 (一) 一方的婚前財產; (二) 一方因受到人身損害賠償獲得的損害賠償和補償; (三) 遺囑或者贈與合同中確定只歸夫或者妻一方的財產; (四) 一方專用的生活用品; (五) 其他應當歸一方的財產。”相比于2001年《婚姻法》第17條和18條, 該草案幾乎未作出實質改變, 甚至連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都未被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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