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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北京国安对浦和红钻:“飛車搶奪”犯罪行為如何定性

時間:2019-10-09 10:01作者:田鵬輝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飛車搶奪”犯罪行為如何定性的文章,“飛車搶奪”是指駕駛機動車輛奪取財物的行為1。不法分子一般采取兩人同騎一輛摩托車、電動自行車結伙作案的方式,多選擇在大街上行走的老人或女性為作案對象,以現金、手提袋、手機、金耳環、金項鏈等為主要侵害目

日本浦和红钻主场 www.tczvwo.com.cn   摘    要: “飛車搶奪”行為首先是犯罪學意義上的概念,應堅持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則,根據“飛車搶奪”的具體情狀來分析其犯罪性質。“飛車搶奪”可分為“瞬間的飛車搶奪”和“非瞬間的飛車搶奪”。“瞬間的飛車搶奪”奪取財物數額較大時應構成搶奪罪。造成人身傷亡時成立搶奪罪與過失致人重傷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想象競合犯,或者搶奪罪與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非瞬間的飛車搶奪”構成以暴力、脅迫實施的搶劫罪。

  關鍵詞: “飛車搶奪”; 想象競合犯; 定性分析;

  Abstract: The act of “flyingcar snatching”is a concept in the sense of criminology.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and analyze its criminal nature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car grabbing”.“Flyingcar snatching”can be divided into“instantaneous car grabbing”and“non-instantaneous car grabbing”. When the amount of property seized is large, it should constitute a crime of seizing. When causing personal injury, the imaginary joint crime of grabbing crime and negligence causing serious injury or death crime, or the crime of robbery and intentional injury or intentional homicide,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the imaginative joint crime of robbery and intentional injury or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homicide.“Non-instantaneous car grabbing”constitutes a crime of robbery carried out by violence and coercion.

  Keyword: “flyingcar snatching”; imaginative joiner of offense; qualitative analysis;

  “飛車搶奪”是指駕駛機動車輛奪取財物的行為1。不法分子一般采取兩人同騎一輛摩托車、電動自行車結伙作案的方式,多選擇在大街上行走的老人或女性為作案對象,以現金、手提袋、手機、金耳環、金項鏈等為主要侵害目標,突發性極強,危害性很大,作案后迅速駕車逃離現場。“飛車搶奪”之所以廣受關注,一方面是因為其經常造成被害人重傷或死亡的后果,引發了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1];另一方面,盡管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釋,由于條文規定的模糊性,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飛車搶奪”行為的法律適用問題。這就導致看似“簡單”的犯罪形式,竟然成為學術界和實務界共同面臨的難題。實務界和學術界圍繞“飛車搶奪”的定性問題,出現了許多觀點和持續不斷的爭論。筆者認為,要解決“飛車搶奪”的定性問題,首先必須從觀念上明確“飛車搶奪”是一個犯罪學意義上的概念,具有不同的犯罪情狀;不同情狀的“飛車搶奪”可能具有不同的犯罪構成意義,應該根據“飛車搶奪”的具體情狀進行定性分析。本文首先從“飛車搶奪”所關涉的基本理論入手,在對近年來各種關于“飛車搶奪”定性的學術觀點進行評析的基礎上,分析各種不同情狀的“飛車搶奪”的定性問題。

  一、“飛車搶奪”行為定性所關涉的基本理論問題

  搶奪犯罪是具有一定強制性的行為,只不過這種強制性是針對財產所實施的,學術界將這種針對財產的強制性稱為附隨暴力。當搶奪罪中的附隨暴力造成被害人人身傷亡時,一個搶奪行為就可能觸犯數個罪名,此時就涉及搶奪罪與相關犯罪的想象競合。隨著“飛車搶奪”現象的猖獗,基于打擊和壓制這種犯罪行為的現實需要,學術界和實務界出現了將搶奪行為中的附隨暴力解釋為搶劫罪的“暴力”傾向,于是,對“飛車搶奪”的定性又關涉到搶奪罪與搶劫罪的界分。這兩個問題是對“飛車搶奪”正確定性需要解決的基本理論問題。
 

“飛車搶奪”犯罪行為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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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搶奪罪的附隨暴力造成受害人人身傷亡時,學術界一般認為此時行為人對傷害結果是過失的心理態度,構成過失致人重傷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也就是成立搶奪罪與過失致人重傷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想象競合犯。筆者并不否認,很多情況下或者在傳統的搶奪犯罪中,行為人對傷亡結果的發生是一種過失的心理態度,但同樣不能否認,行為人對傷亡結果完全可能是故意的心理。例如,在搶奪受害人耳環時造成受害人耳朵被拉裂傷甚至失聰、搶奪被害人的金項鏈而拉傷被害人脖子時,就不能排除行為人對傷害結果的發生已經預見,但為了搶奪耳環或項鏈而放任傷害結果的發生。這是一種間接故意的心理態度。尤其是在“飛車搶奪”的情況下,正常智力的人都會預見到,駕駛車輛瞬間奪取財物,特別奪取與被害人具有緊密人身依附關系的財物時,會導致被害人因為突然的拉扯而摔倒,進而致死或致傷的結果是極有可能發生的。將這種情況下行為人的心理態度認定為過失是不合情理的。許多學者提出,在偶然實施“飛車搶奪”或者第一次實施“飛車搶奪”時行為人是處于過失的心理態度。筆者認為,行為人對傷亡結果主觀上是故意還是過失,并不取決于是否偶然搶奪或者初次搶奪,而是取決于行為人在具體犯罪情狀下的心理態度;在“飛車搶奪”的情況下,行為人對傷害結果的發生是完全可能預見的,在已經預見的情況下為了奪取財物而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這種情況下應成立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因此,在“飛車搶奪”致人重傷、死亡的情況下,完全可能成為搶奪罪與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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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搶奪罪與搶劫罪的區分并不困難,搶劫罪不僅侵犯財產權利,而且侵犯人身權利,而搶奪罪僅僅侵犯財產權利。但當搶奪罪的附隨暴力達到一定程度時,也會對人身安全構成威脅。尤其對于“飛車搶奪”而言,其對人身權利的侵犯危險是非常明顯,如果不從基本理論上界分清楚搶奪罪與搶劫罪,就很容易迫于現實壓力,將本不屬于搶劫罪的“飛車搶奪”行為認定為搶劫罪。據此,很有必要對搶奪罪與搶劫罪進行刑法規范意義上的嚴格區分。

  一般認為,搶劫罪是指以暴力、脅迫的手段強取他人財物或者財產上不法利益的行為[2],搶劫罪和搶奪罪的區別在于暴力對象側重點的不同。搶劫罪的暴力是行為人故意用來作為強行占有財物的手段,這種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他人的人身;而搶奪罪的行為人并不是故意以暴力侵犯他人人身的方法作為取財的手段,行為人的“力”是施加于財物上,以使財物脫離被害人的控制而控制在自己手中[3]。進一步而言,搶奪罪的附隨暴力和搶劫罪的暴力在以下兩個方面是不同的:第一,在對象上,搶奪罪的附隨暴力直接針對的是財物,而搶劫罪直接針對的是人身;第二,搶劫罪的暴力的實施在取財行為之前(在轉化型搶劫的情況下其暴力是在取財行為之后),而搶奪罪的附隨暴力與取財行為是同時發生的。此外,搶劫罪在客觀方面體現為復合行為,即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當場取得財物,其基本行為結構表現為先有暴力、脅迫手段,后有取財行為,是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的有機結合。而搶奪罪是當場取得財物,即只有一個取財行為,并不具有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相結合的行為特征。

  有學者為了論證“飛車搶奪”行為構成搶劫罪,將“飛車搶奪”行為解釋為暴力行為與取財行為的合二為一:搶奪罪中的隨附暴力與典型搶劫罪中的暴力不同之處,就在于它和取財行為合二為一成為一個整體,并非暴力在前、取財在后,即不存在前因后果關系。因此,在“飛車搶奪”案中,行為人突然性的取財的“力”是搶奪罪的隨附暴力還是搶劫罪的暴力,區分的方法就是要看行為人是否借助了“駕駛車輛”這種手段通過所搶的物把“暴力”作用于被害人的人身,并因此而同時強制性地取得了財物。這種情況下成立的搶劫罪,仍然符合復合行為特征,只不過暴力手段和強制取財行為在車輛行進力的作用下瞬間幾乎同時完成。“飛車搶奪”的“暴力性”的含義是取財的“突然性”和“強制性”的結合,核心是“強制性”。一定力度的突然奪取而不是暴力性強制取得,屬于搶奪性質;突然暴力性強制取得而不是奪取,屬于搶劫性質[4]。筆者認為,在承認搶劫罪和搶奪罪是兩種不同犯罪的立法例中2,必須堅持搶劫罪與搶奪罪的固有區別。如后文所論,如果承認“飛車搶奪”行為是瞬間完成的一種犯罪行為,就排除了其構成搶劫罪的可能性。如果“飛車搶奪”行為在瞬間完成,就只有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法律行為的個數必須以自然行為的個數為基礎,不應僅僅從暴力程度上將其分解為兩個法律意義上的行為。在筆者看來,“飛車搶奪”是否是搶劫行為,并不是取決于其附隨暴力的程度,而是取決于其是否符合搶劫罪客觀方面的復合行為特征,以及暴力所直接針對的是人身還是財產。

  二、關于“飛車搶奪”行為定性的觀點及述評

  目前,學術界和實務界關于“飛車搶奪”的定性主要有以下基本觀點。

  (一)搶奪罪

  有學者認為,行為人騎摩托車猛力搶得行人財物即加速逃走的情形,如果行為人一下子就搶走了財物,或者未搶走財物就開車逃離,應定為搶奪罪;如果造成被害人倒地而死亡或者傷害的,應作為從重情節在量刑上從重處罰[3]。這種觀點強調搶奪罪客觀方面“趁人不備”的行為特質,認為“飛車搶奪”應按搶奪罪定罪,這一點值得肯定。但是,將造成被害人倒地死亡或者傷害的情況作為搶奪罪的從重情節處理違背了相關的犯罪理論。對于造成被害人倒地傷亡的情況按照搶奪罪與相關故意或者過失犯罪的想象競合犯處理,既符合罪數理論,又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也有人認為,飛車搶奪的對象是被害人的財物而不是被害人的人身,行為人不是故意對被害人人身使用暴力,因此對飛車搶奪不能認定為搶劫罪,而只能以搶奪罪從重處罰[5]?;褂腥巳銜?,搶奪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的作案方式是趁被害人不備、出其不意,突然奪取財物,犯罪對象是被害人控制下的財物而不是被害人的人身。行為人駕駛摩托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趁被害人不備,突然奪取被害人財物,完全符合搶奪罪的構成要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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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張對“飛車搶奪”應定搶劫罪的觀點中,又有不同的主張。有學者認為,“飛車搶奪”如果造成被害人傷亡時即應按照搶劫罪論處,屬于結果加重型搶劫[7]?;褂醒д呷銜?,搶劫罪在客觀方面除了“暴力”“脅迫”之外,還有“其他方法”,“飛車搶奪”完全符合以“其他方法”搶劫的主客觀特征。從客觀方面看,由于行為人是利用高速行駛的機動車作為工具,在實施“搶奪”的一瞬間,被害人通常來不及反應;因為“飛車搶奪”經常發生在地點偏僻之處和人跡稀少之際,且作案一方通常是結伙而行、身強力壯的青年人,被害人精神上受到強制而不敢反抗。從主觀方面看,行為人認識到了以高速機動車輛作為作案工具可能造成被害人傷亡,但為了奪取財物而放任甚至希望該后果的發生,如被害人被拉倒在地還抓住不放,搶奪行為人利用機動車的速度強行拉扯直至被害人因疼痛難耐而放手,在這種情況下,搶奪行為人所表現出來的就是一種直接故意[8]。

  對上述觀點筆者持不同意見。首先,認為“飛車搶奪”致人傷亡時就屬于搶劫罪的觀點,沒有區分“飛車搶奪”的具體情況,一律認定為搶劫罪有以結果論責任的嫌疑。從本質上說,此類行為并不都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其次,認為“飛車搶奪”構成以其他方法實施的搶劫罪也存在疑問:如果搶奪行為人利用機動車的速度強行拉扯直至被害人因疼痛難耐而放手,這不是以其他方法實施的搶劫,而是以暴力實施的搶劫;如果“飛車搶奪”是利用地點偏僻和人跡稀少的地理環境以及行為人結伙而行、身強力壯等因素而對受害人形成精神強制后再實施“飛車搶奪”,這也不是以其他方法實施的搶劫,而是以脅迫實施的搶劫;如果認為行為人利用高速行駛的機動車實施搶劫是先造成一種受害人來不及反應的狀態,然后利用這種狀況來實施搶劫,從而認為這是以其他方法實施的搶劫,也是不成立的,因為以其他方法實施的搶劫罪的特征是行為人采用了使被害人不知反抗的方法,強行劫取公私財物,而在“飛車搶奪”的情況下,被害人根本就來不及反抗。在承認“飛車搶奪”是瞬間性犯罪的前提下,認為“飛車搶奪”是以其他方法實施的搶劫的觀點忽略了搶劫罪的復合行為構成特征。

 ?。ㄈ┣藍嶙鎘牘е氯酥厴俗锘蜆е氯慫勞鱟?、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

  有學者認為,在“飛車搶奪”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的案件中,如果行為人主觀上出于過失,應在搶奪罪和過失致人重傷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中擇一重罪處罰;如果行為人在主觀方面出于間接故意,屬于行為人實施一個行為分別觸犯了搶奪罪和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兩個罪名,在理論上屬于想象競合犯,應依照想象競合犯的處罰原則擇一重罪處罰[9]。

  筆者認為,當行為人駕駛機動車輛快速奪取財物的行為,具有搶奪罪“趁人不備、公然奪取”的行為特征。此時,如果搶奪行為拉倒了被害人致使其受傷或死亡,搶奪行為就同時觸犯了其他罪名。構成什么罪取決于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態度,如果行為人是過失的,就成立搶奪罪與過失致人重傷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想象競合犯,如果行為人是故意的,就成立搶奪罪與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但是,有些“飛車搶奪”有搶奪之名,卻是搶劫之實,如搶奪財物時與被害人爭奪,生拉硬拽,甚至將被害人拉下或拽倒使之受傷的行為,行為人的行為性質已經發生了轉化,此時,行為已具有以暴力或脅迫排除被害人反抗的性質,實際上是屬于以暴力或脅迫劫取財物的行為,應以搶劫罪論處??杉?,上述觀點并不適用于所有的“飛車搶奪”。

  三、“飛車搶奪”行為的不同情狀及其定性分析

  “飛車搶奪”原本來源于公眾對現實中發生的一類犯罪行為的概括或稱謂,并不是從嚴格的犯罪構成意義上來界定的一種概念。因此,籠統地認為“飛車搶奪”構成某種犯罪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飛車搶奪”作為犯罪學意義上的犯罪行為,其不同情狀可能具有不同的犯罪構成意義,從而構成不同的犯罪?;瘓浠八?,對“飛車搶奪”的定性分析,必須立足于“飛車搶奪”的具體情狀,才可能得出正確的分析結論。

  實踐中發生的“飛車搶奪”可分為“瞬間的飛車搶奪”和“非瞬間的飛車搶奪”兩類,前者是指“飛車搶奪”,不論成功與否,搶奪行為都會在瞬間完成;后者是指在搶奪過程中遇到阻力,如被害人的反抗或者財物與被害人人身緊密相連一時不能分開等,行為人借助機動車的沖力強行拉扯以取得財物的行為。這兩種情狀的“飛車搶奪”行為具有不同的犯罪構成意義。將“飛車搶奪”分為“瞬間的飛車搶奪”和“非瞬間的飛車搶奪”是對其進行準確定性的關鍵。

  “瞬間的飛車搶奪”只有一個自然行為,即不論成功與否,奪取財物的行為都是在瞬間完成的,不存在利用機動車的沖力進行爭奪的過程。“瞬間的飛車搶奪”客觀上符合搶奪罪乘人不備、出其不意,對財物行使有形力,使被害人來不及抗拒,從而奪取財物的行為特征,主觀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具有搶奪的故意。因此,當財物數額較大時,對“瞬間的飛車搶奪”應以搶奪罪定罪。如前文所述,有學者主張,刑法第267條第2款將攜帶兇器搶奪的擬制為搶劫罪,“飛車搶奪”與攜帶兇器搶奪具有相似性,因此,刑法也應將“飛車搶奪”擬制為搶劫罪[10]。筆者認為,站在立法論的立場上,這種主張未嘗不可,但站在刑法解釋論的立場上,“瞬間的飛車搶奪”無論如何不能解釋為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而只符合搶奪罪的犯罪構成,應以搶奪罪加以認定。

  “飛車搶奪”是附隨暴力程度較高的犯罪行為,當行為人實施瞬間的“飛車搶奪”行為,卻造成被害人傷亡結果時,就存在成立想象競合犯的問題,即行為人只實施了一個犯罪行為,但卻觸犯了數個罪名。詳言之,行為人實施“瞬間的飛車搶奪”行為,如果數額較大,已經構成了搶奪罪。當同時造成了被害人的傷亡且行為人對傷亡結果的發生是出于過失心理時,就成立搶奪罪與過失致人重傷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想象競合犯;對傷亡結果的發生是出于故意時,就成立搶奪罪與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學界一般認為,行為人在偶爾“飛車搶奪”并致人重傷、死亡的情況下,一般對造成他人重傷、死亡的結果所持的態度往往是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可以避免,故對其在主觀罪過上以過失論處較為合理。筆者雖然不否定現實中這種情況的存在,但更傾向于認為,行為人對“飛車搶奪”致人傷亡的結果是放任的心理(即間接故意)。因為具有正常智力的人都會想到:駕駛機動車輛搶奪,因為機動車的沖力,完全有可能拉倒被害人從而造成被害人的傷亡。既然對此有所認識而為了奪取財物執意如此,其主觀上的罪過形式就只能是間接故意。

  “非瞬間的飛車搶奪”是行為人在實施搶奪過程中遭遇阻力,行為人借助機動車的沖力強行奪取財物的過程。“非瞬間的飛車搶奪”在實踐中體現為以下兩種情況:其一是搶奪財物時遭遇被害人反抗,行為人強行拉拽以取得財物,這是行為人搶奪財物時遭遇主動性阻力的情況;其二是因財物與被害人人身聯系緊密,在被害人未進行主動抵抗的情況下行為人未能順利取得財物,為了取得財物而生拉硬拽,這是遭遇被動性阻力的情況。一般情況下,“非瞬間的飛車搶奪”過程都是行為人使用暴力手段排除被害人反抗以取得財物的過程;但有的行為人在實施“飛車搶奪”時,并不愿意造成人身傷亡的結果。因此當行為人抓住財物時并不馬上加速,而是與被害人僵持角力,這是使用脅迫手段排除被害人反抗以取得財物的過程。也就是說,當“飛車搶奪”行為未能于瞬間完成而是持續一定時間時,其行為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即具有了利用機動車的拉力迫使或脅迫被害人放棄財物的性質,這屬于搶劫罪客觀方面的暴力或脅迫行為。搶劫罪的行為結構特征是手段行為(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和目的行為(取得財物)的結合,而“非瞬間的飛車搶奪”已具有了這種行為結構特征,其主觀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明知自己利用飛車奪取財物會造成被害人傷亡的結果發生,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此,“非瞬間的飛車搶奪”已具備了搶劫罪主客觀方面的特征,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非瞬間的飛車搶奪”是否造成被害人傷亡的結果并不影響搶劫罪的構成,只是影響搶劫罪的量刑而已。

  四、余論:對現行有關司法解釋的述評

  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搶奪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02年《解釋》)第2條第1款第4項明確規定“利用行駛的機動車輛搶奪的”,以搶奪罪從重處罰。同時,還規定了部分特殊情形,即“實施搶奪公私財物行為,構成搶奪罪,同時造成被害人重傷、死亡等后果,構成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3。從2002年《解釋》的上述規定可以看出,飛車搶奪行為,特別是飛車搶奪造成被害人重傷、死亡等現象已引起最高司法機關的極大關注。由于不能實現罪責刑相適應,2002年《解釋》關于飛車搶奪的規定招致實務界的諸多質疑和學術界的較大爭議。

  200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為《意見》)11條規定:“對于駕駛機動車、非機動車(以下簡稱“駕駛車輛”)奪取他人財物的,一般以搶奪罪從重處罰。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應當以搶劫罪定罪處罰:1.駕駛車輛,逼擠、撞擊或強行逼倒他人以排除他人反抗,乘機奪取財物的;2.駕駛車輛強搶財物時,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強拉硬拽方法劫取財物的;3.行為人明知其駕駛車輛強行奪取他人財物的手段會造成他人傷亡的后果,仍然強行奪取并放任造成財物持有人輕傷以上后果的。”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雖然相關文字表述有所變化,但實際上吸收了2005年《意見》規定的上述三種情形,并明確廢止了2002年《解釋》。從本質上說2013年《解釋》的第2條第4項、第6條與2005年《意見》第11條的規定是一致的4,即一般情況下,“飛車搶奪”應當作為搶奪罪從重量刑的情節,特殊情況下才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筆者認為,駕駛機動車、非機動車奪取他人財物是否應以搶奪罪定罪,取決于該搶奪行為是否屬于瞬間的搶奪行為,從而符合搶奪罪客觀方面的行為特征?!兌餳返?1條第1項、第2項和《解釋》第6條第1項、第2項的規定屬于前文“非瞬間的飛車搶奪”的情況,其本身就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即使沒有這一司法解釋,對此行為的定性也不應存在問題。但《意見》第11條第3項和《解釋》第6條第3項規定的情形以搶劫罪論處卻大有商榷的余地。首先,此項規定并沒有明確該行為是“瞬間的飛車搶奪”還是“非瞬間的飛車搶奪”,如果是“瞬間的飛車搶奪”時,并不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以搶劫罪論處有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其次,以造成財物持有人輕傷作為認定搶劫罪的必要條件,存在結果責任的嫌疑。比如,同一行為人分別針對兩個體質差異較大的被害人實施同一強度的“飛車搶奪”行為,體質弱小的被害人出現了輕傷以上的后果,而體質強壯的被害人則毫發無損。按照2005年《意見》或2013年《解釋》的規定,就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兩種司法裁判結果:被害人體質弱小,行為人就構成搶奪罪;被害人體質強壯,行為人則以搶劫罪論處。這就必然導致“被害人的體質狀況決定‘飛車搶奪’行為性質”的奇怪現象,既無法實現罪責刑相適應,更不符合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科學立法、公正司法”的新期待。“飛車搶奪”行為是否構成搶劫罪,應從搶劫罪的構成特征上去分析,而不是以行為結果來認定。如果是“非瞬間的飛車搶奪”,即便沒有造成任何傷害,仍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杉?,2005年《意見》和2013年《解釋》并沒有從實質上解決司法實踐中“飛車搶奪”的定性之爭。在筆者看來,只要堅持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則,類型化地理解現行刑法中搶劫罪和搶奪罪的有關規定,就完全可以實現對“飛車搶奪”行為性質的準確認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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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一般情況下, “飛車搶奪”是指駕駛摩托車搶奪他人財物的行為, 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講, “飛車”并不應僅限于摩托車, 所有被用來作為搶奪工具的機動車、電動自行車等都應被包括在內。
  2 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中一般并沒有規定搶奪罪。對于單純趁人不備奪走財物的行為認定為盜竊罪;如果行為人利用自動車等工具趁人不備奪走財物, 則認為使用了暴力, 成立搶劫罪 (參見張明楷著:《外國刑法綱要》,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第611頁) 。
  3 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搶奪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搶奪公私財物達到本解釋第一條第 (一) 項規定的“數額較大”的標準,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 以搶奪罪從重處罰: (一) 搶奪殘疾人、老年人、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財物的; (二) 搶奪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等款物的; (三) 一年內搶奪三次以上的; (四) 利用行駛的機動車輛搶奪的。第五條實施搶奪公私財物行為, 構成搶奪罪, 同時造成被害人重傷、死亡等后果, 構成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等犯罪的, 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4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搶奪公司財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數額較大”的標準按照前條規定標準的50%確定: (四) 駕駛機動車、非機動車搶奪的;第六條駕駛機動車、非機動車奪取他人財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應當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一) 奪取他人財物時因被害人不放手而強行奪取的; (二) 駕駛車輛逼擠、撞擊或者強行逼倒他人奪取財物的; (三) 明知會致人傷亡仍然強行奪取并放任造成財物持有人輕傷以上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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