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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和红钻主场叫什么:人類輔助生殖常用技術及其缺陷分析

時間:2019-09-11 11:10作者:張迎春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人類輔助生殖常用技術及其缺陷分析的文章,自人類第一例“試管嬰兒”Louis Brown 1978年7月25日在英國誕生,人類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日漸成熟,蓬勃發展,已成為廣大不孕不育患者克服疾病困擾獲得后代的可靠助孕手段。

日本浦和红钻主场 www.tczvwo.com.cn   摘    要: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ART)日漸成熟,已成為廣大不孕不育患者克服疾病困擾獲得后代的可靠助孕手段。圍繞ART采用的相關醫療手段及對配子和早期胚胎采取的多種實驗室干預措施如體外授精、卵胞漿內單精子注射、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胚胎冷凍保存及凍融胚胎復蘇技術等對ART子代的安全性存在的影響,已成為生殖醫學領域研究的重點。研究表明,ART子代和自然妊娠子代的健康狀況相似,輔助生殖技術是相對安全的。然而,受ART子代年齡和群體樣本量影響,研究只能闡述ART子代出生后早期的隨訪,尚無權威證據揭示其對子代成年后的遠期影響,也無法證明這些研究結論是否與ART適應證、夫妻雙方不孕原因、母體年齡、遺傳因素、IVF技術本身、IVF相關的不良圍產結局等是否存在相關性。本文對 ART 助孕的子代安全性問題進行綜述,討論ART常規技術與出生缺陷、ART與早產、ART與低體質量兒、ART子代生長發育評估、ART子代的精神健康等問題,為人類ART安全有效的應用提供依據。

  關鍵詞: 輔助生殖技術; 體外受精; 胞漿內單精子注射; 子代; 安全性;

  Abstract: With the maturation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it has become a reliable means for infertile patients to overcome disease and obtain offspring. The effects of a variety of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interventions in ART process, includ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 embryo cryopreservation and freeze-thaw embryo resuscitation, on the safety of ART offspring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 research. Pres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health status of ART conceived offspring is similar to that of children conceived naturally, and ART is relatively safe. However, influenced by the age of ART offspring and the sample size, those studies only reported the data on the early follow-up of ART offspring after birth. There is no authoritative study to reveal the long-term health outcomes of ART offspring after adulthood, and whether these findings are associated with ART indications, causes of infertility, maternal age, genetic factors, IVF, and adverse perinatal outcomes related to IVF.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afety of offspring following ART, and discusses topics on ART and birth defects, ART and preterm birth, ART and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ART offspr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ssess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ART offspring,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safe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human ART.

  Keyword: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Offspring; Safety;

  自人類第一例“試管嬰兒”Louis Brown 1978年7月25日在英國誕生,人類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日漸成熟,蓬勃發展,已成為廣大不孕不育患者克服疾病困擾獲得后代的可靠助孕手段。該類技術產生的人類子代是否存在健康隱患?圍繞ART采用的相關醫療手段如控制性卵巢刺激(controlled ovarian hyperstumilation,COH)、超生理劑量雌孕激素制劑子宮內膜調控、超聲引導下卵泡穿刺抽吸術及胚胎移植術等介入性操作,特別是對配子和早期胚胎的多種實驗室干預措施如人類精子和卵子的體外處理、體外授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卵胞漿內單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premi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胚胎冷凍保存及凍融胚胎復蘇技術等,是否對ART子代的安全性存在影響?這些問題業已成為生殖醫學領域普遍關注的重點所在。本文就相關文獻進行綜述,討論ART常規技術與出生缺陷、ART與早產和低體質量兒、ART與子代生長發育和精神健康等問題,為人類ART安全合理應用提供依據。

  1、 ART常規技術與出生缺陷

  迄今,已知的人類出生缺陷達8 000~10 000種。根據中國衛生部《中國出生缺陷防治報告(2012),中國新生兒畸形主要有先天性心臟病、多指(趾)、并指(趾)、唇裂、先天性腦積水、神經管畸形、馬蹄內翻、尿道下裂、肢體短縮、小耳等。ART與子代出生缺陷的研究證據提示:ART子代相比自然妊娠(naturally conceive, NC)子代出生缺陷的發病風險呈增加趨勢[1],ART與心臟室間隔缺損、唇腭裂、食道閉鎖以及肛門直腸閉鎖的發生相關。國內學者在220例ART子代出生缺陷調查研究中發現,IVF/ICSI及鮮胚移植(embryo transfer,ET)/ 凍融胚胎移植(frozen thawed embryo transfer, FET)的子代出生缺陷率分別為2.33%/2.20%和2.19% /2.70%[2],均明顯高于我國衛生部當年所公布全國出生缺陷數據。國外研究顯示,ART 助孕組的子代出生缺陷率高于NC組,進一步對不同 ART方法比較發現,ICSI組出生缺陷率高于IVF-ET 組,ET組出生缺陷率高于FET組[3]。ART常規技術操作對出生缺陷的發生是否存在直接或潛在的影響?以下分別論述。
 

人類輔助生殖常用技術及其缺陷分析
 

  1.1、 COH

  COH旨在適當使用藥物刺激多個卵泡同步生長發育和成熟,以期在ART取卵周期得到較為滿意的獲卵數,體外培養出一定數量的優質胚胎,增加ART助孕妊娠成功率的治療措施。COH常用藥物包括促性腺激素(ganodotropin,Gn)、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GnRH agonist,GnRH-a)、類雌激素藥物氯米酚(clomophene,CC)、芳香化酶抑制劑來曲唑、多巴胺受體激動劑、生長激素、雄激素、胰島素增敏劑、甾體類激素藥物等,根據患者不同情況采用不同藥物組合成不同COH方案,接受ART的女性取卵周期同時使用多種藥物的現象非常普遍。誘發排卵的藥物刺激多卵泡同時發育,可以使ART助孕取卵周期女性體內雌激素水平達到正常自然周期峰值濃度數倍甚至數10倍以上,會增加卵子非整倍體的可能[4]。在助孕成功妊娠后的孕早期依然維持較高的非生理狀態高雌激素水平[5],COH帶來的母體生殖內分泌環境巨變,對ET胚胎發育是否會產生不良影響,造成ART嬰兒的出生缺陷增高?研究表明,CC的使用與出生缺陷有關。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以12孕周前的ART和NC孕婦的宮內超聲檢查結果分析為基礎,隨訪比較孕期并發癥發生情況,提出Gn與妊娠期糖尿病、妊娠高血壓疾病和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風險提高相關,建議盡可能減少COH過程中Gn的使用劑量;而用于保胎治療的黃體酮與妊娠期疾病無關,ART周期胚胎移植后黃體酮支持治療是相對安全的[6]。2018年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中,隨訪2 060例IVF/ICSI中1 622例FET出生嬰兒,顯示黃體期促排卵方案、標準GnRH-a短方案、微刺激方案3組之間及與NC組比較,出生缺陷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7]。盡管COH對子代安全性的研究普遍無法區分出生缺陷原因在于不孕患者本身生殖機能缺陷還是藥物影響,我們依然應當提倡采用個體化的治療方案,盡可能模擬女性生殖內分泌的自然規律,避免為了追求獲得更多卵子無限制地增加COH藥物種類和用量,減少藥物源性出生缺陷的發生。

  1.2、 胚胎體外培養體系

  ART體外培養體系包含了男性精液處理及精子優選、女性卵母細胞收集及卵子揀選和孵育、IVF、卵母細胞脫顆粒受精觀察、ICSI、胚胎培養與觀察,胚胎冷凍與復蘇、囊胚培養、卵裂球或囊胚活檢等。整體流程中各個環節的培養液、培養皿、持卵針、注射針、顯微操作系統、培養箱、溫度濕度和培養用氣體等各種耗材、試劑、儀器設備和胚胎實驗室條件對子代安全性的影響尚未得出權威性明確結論。研究如此復雜的體系與人類ART子代安全性的關系非常困難,同時存在食品藥品安全監督管理及醫學倫理爭議。關于胚胎培養使用塑料材質器皿中雙酚A等環境雌激素對體外培養微環境的影響已有關注[8]。動物實驗表明,體外培養器皿中該類成分可能會導致鼠胚基因印記異常,胚胎培養液中葡萄糖濃度和血清含量可能對鼠胎卵裂率、DNA 甲基化等產生影響,降低胚胎質量,導致子代某些表觀遺傳學的改變,引起子鼠出生缺陷率提高[9]。因此,致力于改進和提高涉及胚胎體外培養體系各方面的質量是保證ART子代安全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

  1.3、 IVF

  通常認為常規IVF只是將卵母細胞和精子混合,體外培養和觀察,不像ICSI一樣實施介入性顯微操作,因而排除卵母細胞、精子體外處理因素,IVF技術本身不會增加ART子代出生缺陷發生率[10],但2013年一篇對937例ART新生兒出生缺陷的Meta分析表明,IVF出生子代出生缺陷風險明顯高于自然受孕子代 [11]。

  1.4、 ICSI

  ICSI需借助顯微操作系統將單一精子注射入卵子內使其受精,自1992年比利時Palermo醫師及劉家恩博士等首次在人體成功應用ICSI,使“試管嬰兒”技術的成功率得到很大的提高。因其具有提高重度少弱畸形精子癥不育男性精子的受精率,改變年齡、疾病等因素造成的女性卵母細胞IVF受精困難、多精子受精等優勢,在臨床上迅速推廣應用。穩定的ICSI受精率和較高的ICSI卵裂率及妊娠率是生殖醫學中心胚胎實驗室重要的質量控制指標。但ICSI畢竟是一種有創性操作,可能會損傷卵子的超微結構。同時,ICSI操作使“投胎成功”的精子避開了自然受精過程中的優勝劣汰,使異常精子可能攜帶有遺傳風險的缺陷基因進入胚胎,引起胚胎遺傳學異常。該項操作后妊娠期母胎風險如胚胎停止發育、自然流產、早產、胎兒發育遲緩和畸形及新生兒出生體質量低、Apgar評分低、先心病和尿道下裂等出生缺陷的相關性研究備受關注。研究表明ICSI組子代發生Y染色體微缺失的概率明顯較NC組高[12]。另有研究顯示,校正了父母因素后,ICSI組出生缺陷風險仍明顯高于NC組和IVF組[12,13,14]。

  形態選擇性卵胞漿內單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morphologically-selected sperm injection,IMSI)即使用高分辨率及特殊成像系統顯微鏡放大精子至6 000倍以上,通過形態學觀察或適當的檢驗手段選擇評價為“健康的精子進行卵泡漿內注射的“升級版”ICSI助孕方法。盡管目前對于“最好最健康精子”的評估判斷標準尚未統一,但使用IMSI技術發現并剔除標準ICSI無法辨識的異常精子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研究顯示,通過IMSI避免選擇具有大空泡的精子,可以使無或小空泡精子ICSI的囊胚形成率顯著提高[15]。關于標準ICSI和IMSI兒童重大出生缺陷風險比較的一篇研究顯示,2005-2010年間出生嬰兒中,IMSI的重大出生缺陷風險為1.33%,標準ICSI則高達3.80%,且性別差異顯著,IMSI出生男嬰獲益更明顯[13]。而且,在孕婦年齡較大的夫婦中進行IMSI,比標準ICSI能獲得更高的囊胚形成率、胚胎植入率和臨床妊娠率[16]。

  因此,作為有創性操作的ART技術,ICSI與子代出生缺陷存在一定關聯性。進一步提高技術精度,使用IMSI可能獲得更好的妊娠結局,降低重大出生缺陷的發生。

  1.5、 FET

  胚胎冷凍保存及凍融復蘇移植技術可以妥善保存一個取卵周期獲得的多個胚胎,通過足夠的冷凍胚胎復蘇移植周期提高患者累積妊娠率,還可以通過全部胚胎冷凍避免新鮮胚胎移植周期發生重度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的生殖醫學技術并發癥。現在,胚胎冷凍作為保存生育力的一種方式,應用于有特殊需求的人群,如惡性腫瘤、嚴重疾病或特殊原因暫時不適合妊娠的女性及從事特殊、高危行業或需要與妻子長期分居的男性,為他們存續具有自身遺傳信息的后代。盡管胚胎冷凍復蘇技術已比較成熟,但是FET與ET出生缺陷率比較的研究結論仍莫衷一是。對不同移植周期和胎兒數進行的分層研究顯示,FET單胎妊娠出生缺陷率明顯低于ET,但FET多胎妊娠出生缺陷率則明顯較高[3]。另有報道則顯示,在ICSI單胎妊娠中,FET較ET出生缺陷率更高,多胎妊娠中FET和ET的出生缺陷率未見明顯差異[11]。因此,FET后的出生缺陷問題及子代的長期健康問題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應避免對非醫療原因冷凍胚胎生育力保存的盲目樂觀和技術濫用。

  1.6、 輔助孵化(assisted hatching, AH)

  AH是指在IVF/ICSI形成的胚胎特別是囊胚移植到宮腔前,為使胚胎更容易地從透明帶中孵出,預先使用激光束在胚胎透明帶上打孔或削薄的有創性顯微操作技術,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胚胎種植著床率。AH對透明帶的操作過程會受到不同儀器設備激光束能量設置與顯微操作空間調節的影響,加之操作人員技術水平、操作理念、熟練程度的差異性,可能造成胚胎細胞內結構損傷,影響細胞內環境調節,進而產生對子代器官、組織及功能的各種影響。研究發現,在單胎妊娠中AH與出生缺陷相關,可使子代非染色體性缺陷的危險性輕度增加[17]。盡管不能排除AH之外其他潛在因素導致的出生缺陷,但這項技術運用的安全性必須優先考慮,建議嚴格把握其適應證。

  1.7、 精子來源

  為滿足各類嚴重少弱精子癥、逆行射精癥、克氏綜合征、非梗阻性及梗阻性無精子癥男性患者助孕要求,ART過程中使用的精子可有自體射精精子、尿液收集精子、睪丸 /附睪穿刺獲得精子、男性生殖器官顯微外科手術取得精子和精子庫供精精子等多種來源。由于衛生監督部門嚴格的準入和管理機制,人類精子庫的建設和運行規范、嚴謹,保證了ART中使用精子庫精子的安全性,成為避免子代出生缺陷的有力保障。國內學者對13 723管精子庫供精進行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AID)/IVF/ICSI助孕成功的病例隨訪,未發現使用精子庫精子導致子代性傳播疾病的事件[18]。梗阻性無精癥患者通過睪丸或附睪精子ICSI獲得自己的遺傳學后代 。通過睪丸或附睪穿刺所得到的精子在形態、活力等方面與正常射精所得精子確實存在差異,穿刺或顯微外科手術及ICSI精子捕獲和斷尾等操作則可能損傷精子使其攜帶遺傳物質的功能表達發生變化,進而導致胚胎發育異常,使子代出生缺陷風險增加。研究顯示,在嚴重少弱精患者中,使用睪丸精子(testicular sperm extraction,TESE)與射精精子進行ICSI的出生兒童發育情況沒有差別;TESE-ICSI技術本身沒有增加重大出生缺陷和發育損傷,也未顯示對胚胎形成和胎兒發育產生明顯不良影響[19]。對使用不同來源精子ICSI兒童的染色體核型、先天異常情況和相關隨訪的系統性綜述顯示,子代染色體核型異常、重大出生缺陷等監測指標在射精精子ICSI/附睪精子ICSI/TESE各組的結果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0]。一項回顧性研究發現,采用自然射精、附睪穿刺和他人供精方式出生的子代出生缺陷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1]。未發現不同精子獲取方式與子代出生缺陷發生風險存在明顯關聯性,可能與研究樣本量、統計學方法、出生缺陷隨訪終點設計等有關,目前對不同精子來源ART的子代安全性作出肯定性結論為時尚早。

  1.8、 其他ART技術

  卵母細胞體外成熟、人工卵母細胞激活、玻璃化冷凍卵子等ART技術衍生出的新技術,因為適應證的局限和使用數量有限,相關子代安全性報道較少。研究顯示,卵母細胞體外成熟所涉及的出生缺陷風險OR值與對照組相比并未增加[22],通過玻璃化冷凍卵子技術出生的兒童出生缺陷率與普通人群發病率相同[23],尚未見到關于此類技術出生嬰兒的生長發育表現為負面影響的報道。有必要通過長期隨訪來進一步評估ART衍生新技術的子代安全性。

  1.9、 PGD

  1990年 英國的Alen Handyside等[24]對患腎上腺腦白質不足和神經發育遲滯伴性遺傳(X-連鎖隱形遺傳?。┑姆蚋窘辛薖GD,完成世界第一個PGD嬰兒誕生,自此PGD逐步推廣開來。PGD主要用于單基因相關遺傳病、染色體病、性連鎖遺傳病及可能生育異?;級鈉淥?0余種基因疾病高風險人群,目前世界各國對于PGD的醫學應用普遍認可。在我國,只有經過相關衛生管理部門的許可的生殖醫學中心通過審批后方可被允許依法依規開展PGD。應當避免純商業目的或單純性別鑒定目的而采取PGD等操作。

  PGD技術是以治療為目的ART手段,可以避免存在嚴重遺傳學疾病和先天缺陷的非健康胚胎種植,避免醫學原因的妊娠終止手術對母體的損害,保障胎兒和新生兒的健康。具有減少出生缺陷和保證子代安全性的積極作用。研究結果顯示,PGD出生的兒童在全身健康狀況和精神發育等方面與單純接受IVF/ICSI技術和NC組出生的兒童相比,未見明顯差異[25]。需要重視的是,一種疾病可以通過PGD被診斷的過程中對胚胎的介入性操作如ICIS、卵裂球或囊胚活檢等對未來子代機體產生的副作用以及由此出現的并發癥無法預知,PGD技術出生的子代健康隱患甚至會超出原有的遺傳性疾病[26]。

  人類通過PGD技術幫助下誕生的第一個孩子尚未到30歲,PGD對健康的長期影響需要持續關注。對決定接受PGD治療的患者夫婦必須進行專業遺傳學咨詢、全面評估該技術對其子代健康的利與弊,充分知情告知。

  2、 ART與早產

  ART技術助孕成功后帶來的急危重癥產科問題已成為生殖醫學與圍產醫學共同關注的焦點?;毓朔治鯝RT夫婦不孕原因,由男女雙方因素導致不孕的ART 助孕后早產發生率顯著高于 NC 組;單獨女方因素導致不孕而接受ART助孕的早產多發生在28~30孕周;早產原因多為宮腔感染和胎膜早破;宮腔感染與盆腔炎癥、孕前宮腔鏡檢查、輸卵管的造影及疏通手術等相關;除宮腔感染導致胎膜早破外,ART所致多胎妊娠增多,宮腔壓力增大,也是導致早產的一個因素[27]。ART早產造成的新生兒死亡、發育障礙、腦癱、重癥感染等子代風險增高與患者的不孕因素相關聯。因而此類“珍貴妊娠”和“珍貴兒”需要生殖醫學、圍產醫學和兒科醫學提供多學科合作,給予特殊關注和預防性醫學支持。通過生殖微創手術和中西醫結合,有效防治感染性疾病、單胚胎移植,選擇性減胎技術控制多胎妊娠,高危產科規范產科檢查、合理使用保胎措施、經腹腔鏡或經陰道宮頸環扎術,新生兒重癥監護室提高早產兒搶救成活率等,盡可能減少早產對ART子代安全造成的威脅。

  3、 ART與低體質量兒

  排除多胎妊娠及早產等干擾因素之后,ART后足月產新生兒低體質量現象仍多有報道,采用COH或微刺激及自然周期等不同方式獲卵的ART 助孕組中,子代低出生體質量的發生率高于 NC 組2倍以上[28]。ART 助孕組的單胎、雙胎低體質量發生率明顯高于NC組 [29]。新鮮胚胎移植后出生子代的平均體質量低于凍融胚胎移植后出生子代[30,31]。也有研究顯示,ART助孕組子代低體質量的發生率并沒有明顯高于 NC 組[32]。究其原因,不孕年限、不孕原因、孕婦年齡、文化程度、生活條件、妊娠期并發癥等因素都在考慮之列。多囊卵巢綜合征[33]、子宮內膜異位癥[34]等不孕病因可以造成母體代謝障礙綜合征及免疫功能紊亂[35],出現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壓、特發性脂肪肝、母胎界面免疫異常等孕期并發癥,引發不良圍產結局;高齡孕婦較易罹患妊娠期高血壓、子癇等妊娠期重癥,導致胎盤供血不足,胎兒攝取營養缺乏導致低出生體質量發生[36];孕婦的文化層次低,居住生活環境衛生條件較差,可能對產檢的重視程度及孕期保健知識的了解、獲取胎兒營養補充的條件不足,未能及時發現胎兒發育遲緩并糾正孕期營養障礙,導致低出生體質量兒發生率增加。減少ART低體質量兒問題,需要全生育周期的母嬰保健體系支持,特別需要生殖醫學與圍產醫學從ART到孕期保健的“接力”協作。

  4、 ART子代生長發育評估

  對ART子代的生長發育的評估應該涵蓋從出生到嬰幼兒期、學齡前期、學齡期、青少年期到育齡期各個階段,在體格神經精神發育、大體運動與精細運動、個人—社會交流、解決問題能力、社會適應和智力發育、疾病發生及種類等多方面進行研究。研究表明,ART 助孕的子代與自然受孕所產生的子代在遠期體格及神經發育上無明顯差別[37,38]。研究還得到有趣的結論,即父母在認知能力方面的遺傳比懷孕方式對于子代的認知能力更具有決定性[38]。盡管父母親可能對ART助孕獲得的子代健康可能會多加關注和重視,但研究發現 ART 助孕組罹患哮喘、過敏性鼻炎及過敏性皮炎的情況、聽力及視力損害的發生率與 NC 組無明顯差異[39]。針對ICSI、IVF-ET助孕出生兒童所表現出的體質弱、免疫調節能力低、兒童患病率增加等現象,需要與父母雙方的ART適應證及母體妊娠期并發癥、多胎妊娠、早產等結合分析,對ART子代生長發育保持客觀公正的評價,以利于公共衛生部門對該項技術合理安全應用的科學管理。

  5、 ART子代的精神健康

  由于ART產生的人類子代最大年齡未超過45歲,精神健康問題研究尚需進一步嚴格追訪,以獲得全生命周期相關完整資料。IVF[40]及ICSI[41]技術對足月單胎兒的心理健康無明顯影響。一項隨訪ART子代至15~16歲的研究表明,2歲、8~9歲、15~16歲3個不同年齡階段中,子代間的心理、社會行為均無明顯差異[36]。ART助孕成功的父母的過分關注和焦慮會使子代的情感調節能力降低,甚至比受精方式對子代的認知能力影響可能更大[42]。但是2015年美國一項研究則發現,在1997—2007年自閉癥的發病人群中, ART子代是NC子代的2倍[43],只是該研究無法從技術層面證明ART技術本身與ART子代自閉癥之間的相關性。

  因此,研究ART子代的精神健康,應結合家庭背景、父母受教育水平、社會階層與母體年齡、ART導致的多胎妊娠、早產、低出生體質量等不良圍產結局等因素,進行合理的數據分析,并持續追蹤及驗證,以防止ART出生子代樣本量小及年齡小等造成偏倚而影響結論。

  綜上所述,由于ART技術推廣時日尚淺,ART出生缺陷樣本有限,研究方法學限制,需要持續追蹤數據不足等原因,ART對子代安全性影響目前尚無定論。不孕夫婦自身的年齡、不孕背景、促排卵藥物治療和ART技術操作過程都可能是出生缺陷的影響因素。但目前大多數研究結果顯示,ART子代軀體及精神健康是可以保障的,我們對ART技術對人類生殖健康和子代安全性應當充滿信心。未來需要更多研究,如ART人群與有不孕背景的NC人群的比較,排除不孕的時間、類型、不孕夫婦的年齡等混雜因素的分析,統一出生缺陷隨訪時間和診斷標準的數據,包括ART兒童期-青春期-成年期的長期隨訪及成年以后疾病如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ART出生人群的生殖健康狀況及其子代健康情況等隨訪內容的充實,基于大數據分析的研究結果,這些都會對ART子代安全性結論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Reefhuis J, Honein MA, Schieve LA, et al.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major structural birth defe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Hum Reprod, 2009, 24(2): 360-366.
  [2] 成潔, 趙君利, 姜銀芝, 等. 輔助生殖技術子代出生缺陷的分析報告 [J]. 寧夏醫學雜志, 2012, 34(9): 872-874.
  [3] Ooki S. Birth defects afte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treatment in Japan: nationwide data between 2004 and 2012 [J]. Environ Health Prev Med, 2015, 20(6):460-465.
  [4] Ludwig M,Katalinic A,Gross S,et al.Increased prevalence of imprinting defects in patients with Angelman syndrome born to subfertile couples [J]. J Med Genet, 2005,42(4):289-291.
  [5]Hu XL,Feng C,Lin XH,et al.High maternal serum estradiol environment in the first trimester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ed risk of small-for-gestational-age birth[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4, 99(6):2217-2224.
  [6] Jie Z,Yiling D.Association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with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J]. Iran J Reprod Med, 2015,13(3):169-180.
  [7] Wang N,Lin J,Zhu Q,et al.Comparison of neonatal outcomes and live-birth defects after progestin-primed ovarian stimulation versus conventional ovarian stimulation for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 large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Medicine(Baltimore), 2018, 97(34): e11906. doi:10.1097/MD.0000000000011906.
  [8] 李丹丹, 佟慧麗, 楊丹, 等. 環境雌激素對胚胎發育的影響 [J]. 東北農業大學學報, 2009. 40(05): 135-139.
  [9] Zaitseva I,Zaitsev S,Alenina N,et al.Dynamics of DNA-demethylation in early mouse and rat embryos developed in vivo and in vitro[J]. Mol Reprod Dev, 2007,74(10):1255-1261.
  [10] 韓金蘭, 陳華, 牛志宏, 等. 1998-2007年上海市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子代出生缺陷情況分析 [J]. 中華婦產科 雜志, 2010,45(2): 124-127.
  [11] Belva F,Henriet S,Van den Abbeel E,et al.Neonatal outcome of 937 children born after transfer of cryopreserved embryos obtained by ICSI and IVF and comparison with outcome data of fresh ICSI and IVF cycles[J]. Hum Reprod, 2008,23(10):2227-2238.
  [12]Wen J,Jiang J,Ding C,et al.Birth defects in children conceived by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a meta-analysis[J].Fertil Steril, 2012,97(6):1331-1337. doi:10.1016/j.fertnstert.2012.02.053
  [13] Cassuto NG,Hazout A,Bouret D,et al.Low birth defects by deselecting abnormal spermatozoa before ICSI[J]. Reprod Biomed Online, 2014,28(1):47-53.
  [14] Bower C.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birth outcomes: overview of recent systematic reviews[J]. Reprod Fertil Dev, 2005,17(3):329-333.
  [15]Vanderzwalmen P,Hiemer A,Rubner P,et al.Blastocyst development after sperm selection at high magnific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ize and number of nuclear vacuoles[J]. Reprod Biomed Online, 2008,17(5):617-627.
  [16] Setti AS,Figueira RC,Braga DP,et al.Intracytoplasmic morphologically selected sperm injection is beneficial in cases of advanced maternal age: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study[J]. 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 2013,171(2):286-290.
  [17] Boulet SL,Kirby RS,Reefhuis J,et al.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birth defects among liveborn infants in Florida, Massachusetts, and Michigan, 2000-2010[J]. JAMA Pediatr, 2016,170(6):e154934.doi:10.1001/jamapediatrics.2015.4934.
  [18] 孫紅勇, 顧美娟, 孫楊楊, 等. 精子庫13723管外供精液標本的妊娠結局分析 [J]. 中華男科學雜志,2013,19(9): 798-801.
  [19]Tsai CC,Huang FJ,Wang LJ,et al.Clinical outcomes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born after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 using extracted testicular sperm or ejaculated extreme severe oligo-astheno-teratozoospermia sperm: a comparative study[J]. Fertil Steril, 2011,96(3):567-571.
  [20] Woldringh GH,Besselink DE,Tillema AH,et al.Karyotyping, congenital anomalies and follow-up of children after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with non-ejaculated sperm: a systematic review[J]. Hum Reprod Update, 2010,16(1):12-19.
  [21] Nejat EJ.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risk of birth defec ts[J]. N Engl J Med, 2012,367(9):875.
  [22] Buckett WM,Chian RC,Holzer H,et al.Obstetric outcomes and congenital abnormalities after in vitro maturation,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J]. Obstet Gynecol, 2007,110(4):885-891.
  [23]Chian RC,Huang JY,Tan SL,et al.Obstetric and perinatal outcome in 200 infants conceived from vitrified oocytes[J]. Reprod Biomed Online, 2008,16(5):608-610.
  [24]Handyside AH,Kontogianni EH,Hardy K.Pregnancies from biopsied human preimplantation embryos sexed by Y-specific DNA amplification[J]. Nature, 1990,344(6268):768-770.
  [25] 韓瑞鈺, 馬婧, 王樹松. 人類胚胎植入前診斷的研究進展 [J]. 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 2017, 25(2): 136-140.
  [26] 封利穎, 初亞男, 鄒秉杰, 等. 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新技術的研究進展 [J]. 醫學研究生學報, 2018, 31(8): 887-891.
  [27] Qin JB,Wang H,Sheng X,et al.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risk of adverse obstetric outcomes in dichorionic twin pregnanc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Fertil Steril, 2016,105(5):1180-1192.
  [28] Mak W,Kondapalli LA,Celia G,et al.Natural cycle IVF reduces the risk of low birthweight infant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timulated IVF[J]. Hum Reprod, 2016,31(4):789-794.
  [29] Sunderam S,Kissin DM,Zhang Y,et al.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surveillance - United States, 2016[J]. MMWR Surveill Summ, 2019,68(4):1-23.
  [30]Henningsen AK,Pinborg A,Lidegaard ?,et al.Perinatal outcome of singleton siblings born afte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spontaneous conception: Danish national sibling-cohort study [J]. Fertil Steril, 2011,95(3):959-963.
  [31] Chen ZJ,Shi Y,Sun Y,et al.Fresh versus frozen embryos for infertility in the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J]. N Engl J Med, 2016,375(6):523-533.
  [32]Belva F,Roelants M,Painter R,et al.Pubertal development in ICSI children [J]. Hum Reprod, 2012,27(4):1156-1161.
  [33] 王海英. 多囊卵巢綜合征不孕癥聯合二甲雙胍與來曲唑治療的臨床效果觀察及安全性評價 [J]. 當代醫學, 2019, 25(19): 96-98.
  [34] 張群芳, 劉蕓, 陳國勇, 等. 子宮內膜異位癥對凍融胚胎移植的影響 [J]. 檢驗醫學與臨床, 2019, 16(12): 1640-1642.
  [35] 胡世佳. 對500例不孕癥患者宮腔鏡檢查臨床分析 [J]. 數理醫藥學雜志, 2019, 32(7): 998-999.
  [36] 路杰, 程秀永, 孫素珂. 輔助生殖技術子代中低出生體質量危險因素研究 [J]. 醫藥論壇雜志, 2015, 36(5): 8-11.
  [37] 黃淑娟, 王崇蘭, 仇雪梅, 等. 輔助生殖技術子代生長發育狀況分析 [J]. 中國優生與遺傳雜志, 2016, 24(7): 117-119.
  [38]Squires J,Carter A.Developmental monitoring of children conceived by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and in vitro fertilization [J]. Fertil Steril, 2003,79(2):453-454.
  [39] Knoester M,Helmerhorst FM,Vandenbroucke JP,et al.Perinatal outcome, health, growth, and medical care utilization of 5- to 8-year-old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singletons [J]. Fertil Steril, 2008,89(5):1133-1146.
  [40] 程娟, 潘天穎, 吳郝娟, 等. 體外受精分娩兒童的神經行為發育指標研究 [J]. 中國測試, 2019, 45(3): 65-68.
  [41] 文婭, 林海燕, 焦雪丹, 等. 體外受精/卵胞質內單精子顯微注射-胚胎移植技術出生的學齡期兒童內分泌狀況的隨訪研究 [J]. 生殖與避孕, 2016, 36(3): 185-188.
  [42] 石玉華, 陳子江. 輔助生殖技術子代體格和精神健康 [J]. 中國實用婦科與產科雜志, 2018, 34(6): 598-601.
  [43] Fountain C,Zhang Y,Kissin DM,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conception and autism in California, 1997-2007 [J]. Am J Public Health, 2015,105(5):963-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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